《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以时间为序，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完整且全面地呈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图景。对改革历史的尊重、对改革现实的关切，以及对市场化和法治化等“整体改革”的论述贯穿全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待于加快深化改革以破解。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和研究者，吴敬琏在自序中写道：“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下为吴敬琏为本书写的序言全文：

从上世纪70 年代后期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40 年的路程。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书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波涛起伏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的述评。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那种将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优化的经济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看法，充其量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过度简略的描述。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启市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以及改革开放自身不时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的。其早期强烈的试探和摸索性质，使得市场首先在那些国家控制不那么严密的领域（如农业或城镇一般服务业）或者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如沿海经济特区）最先被引入。而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早期改革思路则深受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人们寄望于在保持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引入市场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和国家加强对企业管控之间摇摆。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长期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绕过障碍，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表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加强了中国向市场化、法制化纵深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命令经济弊病根源的彻底反思和广泛共识，一种脱胎于命令经济思维、强调国家对经济实现高强度控制的统制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暂时性困难或出现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在实践层面不时过度扩张，给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21 世纪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工业企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

然而正如古话所说，“福兮祸所倚”。改革停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推动大众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识，促使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接着，2013 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确定在经济领域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20 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财税、金融和外贸领域的整体改革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上的明显成效，以及加入WTO 后中国经济通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巨大市场和制度红利，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沿着以上的基本脉络，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理论知识准备两方面，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和早期路径选择上的历史局限性。第三章到第五章沿着时间和经济逻辑顺序，分别介绍了从早期“增量改革”模式，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对改革目标的探索，再到90 年代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方针的决策背景以及相关政策对非国有经济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聚焦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消除所有制壁垒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这些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包括加入WTO，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日益融合的国内外统一市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创造了条件。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低下仍然是一个困扰着决策者的重大问题，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和低效益，以及普遍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别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思路中的统制经济倾向、因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过度投资倾向，以及由此最终合力导致的宏观经济脆弱性等方面，揭示了中国经济中依然存在的体制缺陷和重大风险。

第十一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上述经济制度的缺陷和扭曲造成中国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及其社会后果。腐败行为的蔓延如果成为社会癌症，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耗散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所亟需的公众支持。

本书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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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是完全肯定的，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婉转表达。”吴敬琏在发言中说道，“但是在我这两年的研究中间，我发现我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

吴敬琏强调，“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一直影响到现在，但必须看清，因为市场还在国家掌控之下，受到了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仍旧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市场。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要其实说的话都在这个书里了，想稍微说两句写这本书的缘由。我曾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地回顾这四十年的历程，总结取得伟大成就和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的原因，并找准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砥砺前行。

这本书回顾和反思了改革开放的历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来认准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但是具体地去考察改革的历程就可以看到，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道路上有很多波动、曲折甚至有时候出现了倒退，所以我们需要不是抽象地去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是去仅仅停留在鼓掌欢呼上面，而要具体地去考察整个的历程，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来推动我们进一步的改革。

就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也不是从改革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决定进行改革那个时候，我们是从打开一扇窗户去睁眼看世界，得到一个感性的认识：凡是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四小龙。于是我们都认为引进市场机制，开放市场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保证资源有效的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呢？由于我们跟世界经济学的主流隔绝多年，基本上受到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所以对经济学原理是并不懂的。只是后来当我们这些研究人员重新学习了经济学，而且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起来以后，就提出我们改革的所谓目标模式，在80年代中期进行了许多讨论。

这个讨论也并不是非常顺利地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本质认识。实际上，80年代中期研究改革目标时就面临着对哪种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来说，主要是在1B模式和2B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所谓1B模式就是间接的行政控制，2B模式就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首先，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作的七五建议肯定了我们新的经济体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一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二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三是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的2B模式。但是时间不久，这种模式就受到了挑战，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就重新界定了我们的目标模式，需要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即有名的所谓“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

以前我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是完全肯定的，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婉转表达。但是在我这两年的研究中间，我发现我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实际上这种模式虽然看起来是市场引导企业，可是市场还是在国家掌控之下，受到了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所以它是一种间接的行政控制的经济体制，这件事情影响到后来，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虽然在1992年的十四大以后，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强势政府、强调国企的统治地位，以及差别性的产业政策的影响是普遍的、长期的。所以21世纪初期就出现了新的曲折。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这种强调政府的力量，强调党政领导机关驾驭市场，强调增强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变得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逆向潮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加上经济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们要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我们改革明确了方向。从那以后，事情就变成了如何执行十八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碰到很多从各个方面来的阻力。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障碍，恐怕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对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改革各种障碍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回头回顾我们历程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没有关联的。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当然，这本书只反映了我个人回顾和思考的一些结果，希望能够带给读者一些参考性意见。最终还是要通过大家独立的思考，能够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出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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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吴敬琏主要阐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历程，他表示，在经济从粗放到集约的增长的过程中，经济上曾出现过粗放式增长的回潮现象，需要引起警惕。

吴敬琏表示，苏联在60年代提出从粗放到集约增长，但直至崩溃都没有实现，根据历史经验，我国认识到，改变计划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关键，应该注重转变效率和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意识到经济增长效率进入到缓慢时期，在1995年制定1996-2000年的五年计划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靠投资拉动改为靠效率增长放到议程之上。

到十四届五中全会，国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增长，二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这一转变认识，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粗放增长方式的回潮现象。”吴敬琏表示，当时经济实力增强，地方政府开始了造城运动，提出了产业重型化的结构调整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化工业建设。

因此，在2003-2005年，研究制定十一五计划期间，爆发了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争辩，学界认为政府配置资源权利过大，将GDP作为唯一指标，难以衡量效率水平。

“到了2014年，出现了经济过热，我们还是采取行政手段来调控，使得经济不可持续问题越发突出，2015年提出转移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的判断，但直至十一五结束，转型也未取得有效成果，环境恶化，杠杆率高等现象屡禁不绝。”吴敬琏继续说道。

他强调，直至中国十五大明确指出，中国正处在转换的攻关期，要进行效率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实现，从高速到高质量转变。

最后，吴敬琏表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好的体制。“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如十八大三中全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要地位，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开始进行。因此，能否有效执行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决定，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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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演讲全文：

在我看来我们改革40年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我们的改革催生了一个市场解决初步的框架。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和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在一起，和我们亿万的农民工在一起，我们许多有改革意志的干部官员们在一起，推动了中国这个巨大的航船乘风破浪。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怎么继续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事业？

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面前存在许多困难，企业家和普通大众一样，有很多困惑、纠结。在我们经济运行中间出现了一种很难对付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增速在下行，另一方面债台高筑，杠杆率居高不下，还蕴含着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

于是，当你希望把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发货币，增加需求。可是这样一来，这个杠杆的另外一面就翘起来了，就是杠杆率继续升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大。当你要去杠杆的时候，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就会下来，需求就会减低，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叫做“翘翘板”式的一种运行状态。

怎么能够解决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出路有没有？从40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出路是有的，这个出路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两难的问题。可是决定经济能不能够有效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这个环境也是从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决定的，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成熟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环境。所以决定的因素就是继续坚定地推进我们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为了推进这个改革，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要跟广大的企业家和普通民众一起，来研究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当然，我们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但是如果没有诸位的参加很难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道路。

所以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改革仍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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