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6日下午举行的“育新机开新局：品质革命与市场突围”2020年佛山企业大会上，经济学家周其仁现场以《突围再登攀》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他从疫情打乱了许多企业发展规划谈起，提出2020年对企业来说是非常严峻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此前的调研成果，他提炼出6句话：
1、折叠2020，重划起跑线
2、一息尚存，练平常功夫
3、善阵不战，善战不败，善败不乱
4、选标对标，见贤思齐
5、用新技术为自己赋能
6、建好大本营，突围再攀登
在演讲的最后，他向佛山政企界发起号召，“虽然疫情是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突围后，我们还要继续攀登品质革命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周其仁说。
2020年到底有多长？
2020年到底有多长？有几个月？这是一个问题。
冲击面前，企业分化是非常严重的。一部分是外部原因，对我们学习来说，更关注的是内部原因，从这里头来找怎么应对。
大家关心全国的情况，我把现在看到的几个预测放在这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今年全球的最新预测是，2020年全球经济降4.9%。上一个预测是降3%。
国内第一季度GDP增长是-6.8%。从中国疫情控制图可以看到，确诊病例从每天几百名再到个位数，所以5月份国内经济增长转正。今天（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数据，GDP同比增长3.2%。国家统计局原来预测是2.5%，全年算下来是3%的增长。
看起来这个势头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我们对疫情这么大力度地管控，还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今年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还是非常严峻的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来认知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增长？
向死而生，练平常功夫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浪，当它来的时候，讨论应对就已经晚了，最好的应对就是平常把功夫做足。
这是华兴玻璃董事长李深华的经验。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去到华兴玻璃，了解到这家企业全国16个工厂在疫情期间没有一家停厂的，全部都处于连续生产，包括他们在湖北黄石的1000个工人也是一天都没有停产。
李深华董事长也写了他认为如何应对疫情的文章，发表在《南方日报》。他认为应对危机靠平常功夫，不是靠什么特殊功夫，这个平常功夫就是在危机来之前就要下手。
能下手是认识上对危机要有认知，不是说病毒来了它是危机，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病毒也好、疫情也好、山洪也好、海啸也好，这都是引爆点，关键是你的公司是什么状态，你状况不好，任何一个外部冲击你都可以垮台，所以要在外部冲击没发生之前天天练这一门平常功夫，有机会就要改，有机会就要改进，要把自己的健康在日常管理。
这个事情和全球疫情是一样的。免疫力好的、健康的，总的来说感染机会就低，即使感染了也不会变严重，变严重也不容易死。你看出现大量死亡的人，很多本身基础健康就有问题的。
平常功夫平常就可以练，疫情发生以后其实就转为平常。业务量掉下去三个月、两个月，剩下的时间做什么？练平常功夫。
善阵者不战
“善阵者不战”，教人下围棋，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企业最重要就是布局。局布好，仗不打就赢了；局布得不好，就没办法了。
在此次走访的佛山企业中，在布局方面，我认为值得学习的企业是蒙娜丽莎。今年4月，蒙娜丽莎还在广西投项目，三期的项目还要上。那时是3月，疫情形势还很严重。
当时，蒙娜丽莎的决策层内部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天下都这样了，扩充的产能还有人要么？只有他们萧董事长一锤定音，“病毒早晚要走”。他不是医学专家，是通过常识判断。这样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出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把人类干掉。所以，萧董事长第一句话就说“病毒早晚就要走的，投一个项目就要两三年，大家不要吵了，投！”
蒙娜丽莎投了广西藤县，我专门把当地报纸招来看，藤县一片欢呼，好几个亿的项目，这是布阵。
《任正非传》里也说得很精彩。有一次，记者问任正非，华为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还是国际市场为主，任正非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客户要你去哪，我们就冲到哪里去。
以我为主，选标对标
在珠三角调研的第一站，我们去了松山湖，这是华为公司研发部门所在地，投资100亿元建成。当然，这个园区有经济功能。它除了可以帮华为招到一流人才，也让客户相信华为可以生产好产品。他们介绍说，华为在全球打市场的基本招数，是一定要把客户请回总部看看。
有个团员说，这让企业怎么学？华为按照12个欧洲知名地点修出来的园区，其他企业怎么学？
当天晚上，我在复盘的时候说，这是个好问题。企业怎么下手学？你们对标要选好标杆。
佛山企业中，在选标对标方面做得好的真有一批，嘉腾机器人就是其中一家。一开始，嘉腾机器人的老板陈友就说要搞有技术含量的产业，一上来就瞄准了AGV机器人。
在这个领域，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公司。陈友与这家德国公司一谈下来发现，对标公司的工人平均工作年限长达21年，而自己这边的工人时常跳槽。于是，嘉腾设计了一个体制：工人每多服务一年就有一笔奖金；服务五年、服务十年都有奖金。
因为嘉腾是做出口的，是给全球知名品牌做AGV的。疫情一来，出口订单没了，工人养不住了，怎么办？陈友说，董事会讨论过要不要辞工人，也很纠结。最后找到的答案让我也拍案叫绝。嘉腾不辞退一个工人，没有订单，就不领工资；订单少，一个月就领三个礼拜工资；订单再少就再减工资，但是工龄连续计算。
对标对得好，企业会觉得有个“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企业的管理、团队精气神就不一样。
用新技术为自己赋能
这次还有一个收获：武装自己、装备自己。不要被动地等别人给你赋能，你不给自己赋能，别人很难给你赋能。
这次珠三角调研我们去了腾讯，滨海大厦是腾讯新的大厦。我们有一位参访企业说走到这里，感觉自己有点恍惚。当天调研完，晚上开复盘会的时候，我们就接着这位老总的话研讨，讨论中国的企业家哪有对机会不敏感，既然我们对机会是敏感的，为什么互联网这么大的一个机会就没看见？
现在“新武器”来了。我们错过了消费互联网，绝不能再错过产业互联网，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20年过去了，你看现在谁没有智能手机？尤其这次疫情带来最正面的效果，就是极大普及了互联网。
相比现在的孩子，他可能最开始也不懂互联网，但知道这个东西好玩，满怀好奇。因为好奇，互联网让他们茶不思饭不想，无论如何都要买一个智能手机、要下载APP。
反过来看，现在产业互联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许多老板一听产业互联网，马上想到是要花钱、要成本、要上设备。所以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互联网到了今天不是说你用上它可以比别人走得更快，而是如果再拒绝这个东西，你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东西一旦到了临界点以后，问题就改变了。
今天很多事情，没有互联网是做不成的。
推广工业互联网的第一问题是认识问题，它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人是有情绪的，不可能每个动作都一样，是可能出岔子的，连续、重复、简单、枯燥的工作应该交给机器去做，否则我们很多品质控制根本就是挂在墙上的口号。
继续攀登品质革命高峰
上次来佛山调研的最后一天，我去佛山市顺德区看了顺德工业发展馆，深受教育。位于佛山南海区的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馆我也去看过，从这些馆里，我们看到中国就是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我们完全有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攀登。
往后看，虽然这个疫情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突围出来以后，我们要继续攀登，继续攀登品质革命的一个峰又一个的高峰，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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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
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
以下为演讲全文：
1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
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台阶”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有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
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
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跟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
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
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
2开放经济、高增长里的负效应
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
“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
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
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我们挣了很多顺差。我们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我们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
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一是发行货币，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第二是法定准备金，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
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那物价是平稳的；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我们是外向驱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汇顺差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很多产品出去了，钱回来了，所以国内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年的GDP里有11.7%的净出口，换句话说，我们100元创造的收入，里面要减掉11.7元，才是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我们的货币额会高于商品供应量11.7%。这个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国内就会出现所谓不差钱的宏观环境。
钱很多，钱往哪流呢？那就是问题了。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钱流过去就有供应，你再买他再供应，价格涨不起来。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物价就开始上涨，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预期起来以后，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因为你猜“这瓶水”还会涨，很多人去买，“这瓶水”就真的涨了。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
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什么叫资产价格？只要持续涨，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邮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头羊。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来时，就形成通货膨胀。
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的循环：高速增长本来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当年“保四争五”，但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在这个架构下高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从当年朱镕基管经济时只有180亿美元，涨到了4万亿。中国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4万亿外汇，约等于28万亿人民币，如果平均周转5次，就是100多万亿，这是广义货币。这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断出险情，不断要调控。
3理解“锈带”，理解特朗普冲击
上面说的是国内，再看看全球。由于打通了两个“海平面”，全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就是富经济与穷经济，一个高海平面，一个低海平面。如果中间有壁垒，不开放，那就各过各的日子。发达国家资本多，生产力高，收入高，就是蓝领工人也可以过得好。穷国因为资本很少，生产力很低，收入很低，积累很少。
现在把壁垒打通，开放，引进外资，劳动力虽然不能自由地到发达国家去，但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穷经济里的劳动力跟美国工人开始竞争了。然后大家看会发生什么？这种全球化，这种开放，谁得到好处更多一点？谁的麻烦更多一点？
所以理解特朗普冲击，基本面就是这个图。首先富国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因为资本面向全球服务，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化当中高歌猛进。全球的公司都要到华尔街去融资。第二，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一打通以后，微软在中国布局，苹果在中国热销，每年中国进口几千亿美元的芯片……如果中国不开放哪有这个市场？
但是发达国家也有金字塔的问题，除了金融、科技，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在全球化以后日子没那么好过了。为什么？假设过去300个工人关起门来竞争，现在门打开3300人一起来竞争，一些穷国家里劳工的工资是你的1%，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做你做的东西，怎么竞争？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条厉害的，他的学习曲线在帮忙。后发展的国家看哪个东西好，就买回来拆，再组装。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寸步不让？他没法让。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你拆开来看一眼，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大了，发达国家失业率奇高，工人实质收入没有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化，华尔街、硅谷好上加好，而传统地区的老百姓、普通的传统工人，他们从事的只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干的事情，过日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中国总的来说缺资本、缺技术，有劳动力，在开放当中是受益的，但是这个收益也不平均，越靠近资本，越靠近技术，收入越高。中国开放伊始，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点，因为可以成为桥梁。改革开放发展出了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同时也出现了超高收入层。中国也发生了收入分化。当然大部分劳动者——以中国的农民工为代表，在开放当中，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长也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全球化以后的复杂格局。
《21世纪资本论》里有一张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情况，即头20%的人口多少收入，后20%人口多少收入。“二战”结束到1950年的时候，这个基尼系数已经收敛得很低了，也就是收入非常平均了。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都比较好，到1990年，这个基尼系数又开始往战前的水平靠。
所以发达国家国内面临分化，出现“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行动，舆论对华尔街资本主义的贪婪发起声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 *曼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词，称它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证明富人大部分收入并非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它跟普通劳动者辛苦流汗挣钱的逻辑不一样。这是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原来埋头干自己的事，穷了多少年，开放以后，资本来了，技术来了，可以办企业了，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不大顾及美国相应发生的变化。
我2006年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土地问题，路过底特律去看福特博物馆。讲解员是一位退休工人，70岁，从高中毕业就在福特，一辈子在福特工作，受人尊敬，收入也很好，活得很开心。我问他现在年轻人还进福特吗？他说现在进不了，因为福特都去中国投资了。他的孩子现在在亚洲教英文。
当时我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个退休工人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呢？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地理的词叫“锈带”。在宾夕法尼亚，当年美国第一个航空母舰甲板的钢板是他们供货的，现在没有生产了——这个巨无霸就锈在那了。为什么？日本钢铁工业、韩国钢铁工业、中国钢铁工业起来了，那个成本怎么比？是不是要关门？关门了，工人和工人的后代呢？
美国东北部区域大城市在1954年的工作岗位数量变化，可以形象说明美国工业“锈带”的产生
在这张图里，颜色越深就锈得越厉害，全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地带，东北部，加到一起就是政治。美国是选票政治，这个地带有人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埋头干活，出口一船又一船，你不知道对那头发生的影响。
4 被高速增长围住的中国，改革突围
所以，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5创新突围：从市场出发和从原理出发
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
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讲究品质，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这是欧洲的传统。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用很好的钢做的，非常贵，还不能自己刮，得有一个仆人。
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
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
下一个创新我们也很熟悉，苹果，这是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创新。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多就成了负担，人怎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呢？把很多功能结合到一起，简化。据说这是乔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学的冲击。对中国企业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房价越来越贵了，空间成本非常高，放哪去？这都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想问题。
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 *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 *。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
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再来看德国工业。真正的冲击不在所谓的工业4.0，而是德国曾经在科学上站在人类最顶峰。从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家重视科学、尊重人才。这个天才活到70岁，从早到晚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300多年前，莱布尼茨研发了计算器，可以用机械的办法做加减乘除。为什么莱布尼茨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类不应该从事这些简单、重复、乏味的工作，应该让机器去做。这是科学活动本源性的人文基础。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永远不会有边界。德国对生产的贡献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学原理性的发现怎么对创新、对降低成本曲线有帮助。
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
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
以色列学生设计新一代自动驾驶汽车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6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
“李约瑟之谜”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7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关于创新突围，我有几点感悟。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
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
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
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
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
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本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远航大视野”的讲课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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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强调，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其肥沃程度，而是“位置”（location）。而农地征用由于使农民放弃了对农地的使用权，因而农民因农地的位置而身价翻百倍是合理的。但由于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农户目前无法参与征地补偿谈判，因而出现低价征地的违背市场机制配置土地的现象。
“我国现行征地制度通过管制农民土地转让权，将产权租金转变为行政权力租金，从而事先管制了农地转用的价格，妨碍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这套制度不但引发了分配的不公正，而且导致了生产和交易的低效率。”
（本文来自《中国改革》2017年第5期《产权与中国变革》中“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一文。本文经作者授权后由搜狐智库转载）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为了理解现行产权制度下的农地转用行为，我们也许需要清楚相关学术传统，厘定关键概念，并建立能够解释复杂经济现象、可被验证的理论。在这件工作完成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历史，整理线索，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放弃农地的代价
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
差不多100多年以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当年孙中山先生受此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仟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个正面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土地涨价归公”的经济学却是错的。因为这种经济学认为，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土地的“生产成本”为零或基本不变，为什么地价突然飙升？在现象上，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其肥沃程度，而是“位置”（location）。农地因“位置”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贡献，也不因此耗费代价，为什么要由他们享受土地涨价的好处呢？
传统理论忽略的，是农地之主对土地增值的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倘若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看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农地之主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现在要他放弃，就少了那笔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农地的所得”，就构成了放弃使用的一个机会成本。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出价，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
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在真实世界里，“值”还是“不值”，不是小事情，不可以不讲清楚。这里先谈三点。
第一，面对同一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这就是说，“值”还是“不值”，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诸如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主观的判断为基础。
第二，一支铅笔5毛钱，买者认为“值”，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对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这是市场经济令人着迷之处。
第三，按照各方觉得“值”的原则成交，资源配置才有效率。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而买者放弃收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普遍照此办理，那就不论资源归谁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业世界，熙熙攘攘，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产权残缺与排除市场机能
所以，要证明农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那么，“补偿”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按值成交。难道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不正是法律保障土地自由交易的结果？
但是，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变为“国土”。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强制征地）、“国家工业化”（超低价补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权（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实在自成一家。
这套组合起来的土地制度，特征如下：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由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的需求做出判断，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审批、征地等）决定土地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刺激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由此，市场价格机能就被排除在城市化土地资源的配置之外。
低价征地缘何易行
农地征用的补偿水平很低，但近年超低价补偿征走土地的数量大增。从农民方面看问题，这是违背需求定理的事情。在经济行为逻辑上，任何人要低价拿走资源的难度应该大，为什么拿走农地的补偿金很少，却拿得相对容易？
可能的解释很多，我认为要害在“集体”。虽然农村改革20多年，人民公社制已经做古，但土地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还是属于集体所有。若问“集体”与公社有何不同，可见的区别是，集体的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而不再实行集体耕作制。
但是，在法理上，集体还是土地所有者，是承包地的“发包方”。既然是所有者和发包人，集体当然有权决定承包期限和承包条件，也有权中止和收回承包权。现在靠中央政府的政策管制，土地承包长期不变。但是，中央政府不可能替全国几十万个集体一一规定除期限以外的其他承包条件。于是，集体不能轻易“动”土地承包期，但其他条件经常在动，并且可以诉诸“如果农户不接受这些变化的条件，集体可以收回土地承包权”。近年农民负担严重，制度上的原因就是集体制。
至于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更是集体的职权。现行土地体制规定，国家征地面对集体，而不是农户——这是与城乡住户搬迁最不同的地方。《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征地补偿金归集体所有”。至于集体如何补偿失去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并没有法律规定，在实际中常常五花八门，可以便宜行事。
换句话说，集体以土地被征用的名义中止农户“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完全合乎现行土地制度。在实际案例里，各级政府超越土地规划的“征地”，包括乡、镇、村卖地图利的事情，所在多有。横竖对农民来说，任何一级政府——甚至包括宪法规定自治的行政村——都是“国家”。
至于征地代价为什么如此之低，我的看法与农户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有关。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只是“集体”，而实际上的集体常常不过就是几个乡村权力人物。他们其实是在“卖”别人的地。以每亩几千元几万元的补偿就永久放弃农地的权利，不是“贱卖”了吗？但是，这些微薄的补偿集中起来由少数几个人支配，则非常之“值”。何况，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常常是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掌权的条件。
更进一步分析，“集体制”可不是那个起源于欧洲的“合作制”——后者是基于成员私人拥有的产权的一种组织。在合作制下，个人入社的资源要界定得一清二楚，要有清楚的资产收益规定，资源的使用是合作的，但所有成员都参加决策——比较经典的合作社实行决策的一人一票制，这是合作制不同于股份制的地方。集体制消灭了成员的私人财产。因此，“集体财产”成为不可分解——现在流行的词汇是“量化”——为个人私产的财产。它永远归抽象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但实际控制权又总是落在集体代理人之手。当资源发生转让、定价的时候，信息成本比之于自用陡然上升，使得这些实际上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更容易攫取成员的权益。
按照阿尔钦的说法，“所有定价问题都是产权问题”（every question of pricing is a question of property rights）。反过来，所有产权残缺都影响价格机制发挥正常作用。我们的一个重要理论结论是，转让权管制与价格管制具有同样的行为逻辑。稍微不同的地方，转让权管制是“事先”执行的价格管制。我国现行征地制度通过管制农民土地转让权，将产权租金转变为行政权力租金，从而事先管制了农地转用的价格，妨碍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这套制度不但引发了分配的不公正，而且导致了生产和交易的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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