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维奇亚的秘密武器是一套大数据计算分析程序，由摩根大通银行于 2009 年引入。它会梳理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包括金融文件、机票预订、手机通话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等，然后色彩丰富、容易理解的图表将所有可以关联的事项连接起来。

它曾经帮助发现了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替多家银行追回了其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美元巨款。

就连美国间谍部门和特种部队也用这玩意儿。它出现在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为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子们提供支持。它帮助一线战士躲避路边炸弹袭击，追踪叛乱分子进行暗杀，甚至在美军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提供信息支持。

这件军、民都爱的神秘武器正是大数据公司Palantir，由 PayPal 创始人之一、Facebook 早期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 2004 联合创立。现在，美国卫生部门用它鉴别医疗保险诈骗。联邦调查局用它介入刑事调查。国土安全部用它监视、筛选可疑移民。

Palantir如何定位人的信息

悄无声息间，这家从来没有实现过年度盈利的公司，估值一路从 2015年的200亿美元攀升到现在的41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但依旧神秘的独角兽。如今它很可能再进一步，知情人士透露，Palantir 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公开上市，并可能最早在秋天开始交易。

Part.1 由反恐开始的生意

创业的开始往往意味着问题的出现，并寻找解决办法。

Palantir 创立那会儿正好是美国反恐情绪最高涨的时期，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四处挑事儿，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开辟战场。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因此，美国社会急需新的政策框架、科技手段来预防恐怖分子行动。

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信息无疑给政府或者企业造成了数据处理的难题，现有的算法和分析工具无法满足政府和安全部门的需求。当时彼得·蒂尔在做 PayPal 的时候就想着做类似的事情，不过不是为了反恐，而是为了反商业欺诈、反洗钱。

2004 年，已经靠 PayPal 发财的彼得·蒂尔筹划新项目，便拉拢了几位 PayPal 时期的战友入伙搞大数据分析，其中就包括曾负责风险和研发的总监NathanGettings。公司CEO 是卡普（AlexKarp）。

时代机遇和自身技术实力恰到好处的把Palantir 送上了轨道，首个客户就拿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后来CIA还通过旗下创投基金 In-Q-Tel给Palantir 打了 200 万美元风投款。

尽管找到的切入点是反恐，但Palantir希望尽可能拓宽自己的业务领域。它的两个主要产品是PalantirGotham和PalantirMetropolis。

Gotham（原为Palantir政府）专为情报，执法和国土安全客户的需求而设计。Gotham的工作原理是将大量“结构化”数据（如电子表格）和“非结构化”数据（如图像）导入一个集中式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所有信息都可以在一个工作空间中可视化和分析。

而PalantirMetropolis致力于对华尔街银行和对冲基金进行定量分析。

硅谷创业者跟政府订单扯上关系在美国听起来总是怪怪的。不过按照Palantir 的说法，正是因为商业投资人对Palantir并不感兴趣，它们才将目标转向情报机构。

“硅谷的标准路径是，你先将产品卖给公司，没有人想着先把产品卖给政府，因为政府的效率太低、太慢。但是，我们觉得Palantir 解决的是更精准的问题。这和马斯克在SpaceX 采取的路径很相似，他们也是首先将火箭卖给了美国政府（NASA）。”蒂尔在一段采访中解释道。

Part.2 政府和情报机构曾经是唯一客户

2005年，卡普第一次向情报官员展示产品的原型，在 In-Q-Tel 帮助之下，Palantir 的工程师与情报分析师直接会面，从那之后，每两周，工程师都会带上修改过的产品回到华盛顿。

这段时间，Palantir为CIA等政府机构开发定制的数据分析系统。依靠软件的集成效果，每一次的情报都不是孤立地分析，而是在情报间形成紧密的联系网路，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大大增强了人力分析时代的情报处理效率。因此，CIA成为了2005年到2008年Palantir唯一的大客户，帮助Palantir度过了艰难的创业初期。

2008 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与Palantir 正式签订合约。同年，在一个年度数据可视化和计算机会议上，Palantir 向外界展示其处理和分析复杂数据的能力。根据一份机密报告陈述，在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的代表当时用“令人屏息”来形容Palantir在辅佐间谍机构领域的潜力。

依靠公司雄厚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实力，在情报分析领域表现出色的Palantir得以进军定价更高的金融市场。

2010年，Palantir迎来首位非政府项目的客户摩根大通，将其技术应用于反欺诈项目上。同年4月， Palantir宣布与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合作，以销售QA Studio的身份出售PalantirMetropolis产品。

2011年，公司入选摩根大通公司创新馆，此后，Palantir成为华尔街重要的数据分析提供商。如今，Palantir的业务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根据官网介绍，Palantir已经在人工智能、财务、医疗、保险、执法、财务等方面都展开了服务。而根据招商证券提供的公司2015年营收占比，原本以政府机构服务起家的Palantir，这方面的营收占比已经下降到25%。

Part.3 技术过人但也争议不断

Palantir作为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其技术能力毋庸置疑。首先，公司的产品简洁高效。其次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定制了不同的运作流程，力求将数据由点到面据无缝地整合在一起，而且还能发现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地提升了效率。

然而，大数据时代相伴而生的问题就是人的隐私与自由如何平衡。Palantir可以成为人们手中通往自由的利剑，也能成为隐私监控的牢笼。

GCHQ的报告指出：“可能存在对安全性的担忧-该公司已在其网站上发布了许多有关其产品如何用于情报分析的信息，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不舒服。”

关于这点，摩根大通的高管们大概最清楚这种感受了。在用 Palantir 跟踪了一段时间公司员工后，高管们惊讶的发现，公司和 Palantir竟然都没有限制过算法的权限和监控范围。他们开玩笑地说卡维齐亚正在听他们的电话，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看着他们来来往往……这等于是用炮打司令部，用美国为全球反恐战争设计的情报平台对付普通美国人。

不过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 Palantir 的重视，它们在 2018 年一场隐私会议上表示强烈主张对工程师开展强制性的道德教育，因为“在像我们这样拥有数百万行代码的公司，每一个微小的决定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中间一连串的商业化遇阻也打击了员工和市场的信心。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在 2015年 3 月到 2016 年 5 月期间，Palantir连丢纳斯达克、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这三大顶级客户。

它们每个月至少付给 Palantir 100 万美元，指望着这钱能转化成有用的数据然后去挣更多钱。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 Palantir 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 Palantir 还维系着的大客户里，也有人这么想。好时糖果的一位高管当时说“2015年以后没有看到 Palantir 创造的价值”。

Part.4 尾声

Palantir的成长史正是人们对数据的理解与运用越来越深刻的历史写照。

回顾Palantir的崛起过程，在初期，创始人能意识到政府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需求，在中期，随着金融业务的多样化整合，Palantir得以为金融机构提供反欺诈、反洗钱功能，再到现在，大数据时代真正来临，日常生活的各种业务都在谋求线上的转型，这势必带来空前的数据处理问题，也就为Palantir的业务拓展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然而，Palantir承接了时代赋予的良机，势必也要履行时代要求的责任。技术无法决定人性的善恶，但技术提供者需要为使用者确立规则，从而实现互联网世界里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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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尼尔森（Nielsen）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便疫情消退，公司伦敦总部的3000名员工也可以在大部分时间远程工作，不需要到办公室全职上班。

在纽约拥有32家分公司霍尔斯特德房地产公司（Halstead Real Estate）也表示了相同的考虑。疫情期间，公司首席执行官始终通过视频电话开展业务，并向媒体透露公司正在考虑疫情结束后也减少公司员工的线下工作时间。

远程工作成主流，高价租写字楼是否有必要？

曼哈顿拥有全美国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林立的摩天大楼长期以来一直是纽约城的象征。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巨头商业租户在这里打造了一个由从公共交通系统、餐馆和商店组成的大都会生态系统，并向政府金库注入了巨额税收。

然而现在，随着疫情的缓和，巨头企业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安排员工返岗，而是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员工都需要回来？新冠疫情迫使各大企业探索如何组织员工远程高效工作——并且这些公司意外地意识到，这种工作形式其实也有不少好处。那么，是否还值得为曼哈顿地区寸土寸金的写字楼花费高昂的租金呢？

“真的有必要吗？”霍尔斯特德房地产公的首席执行官黛安·拉米雷斯（Diane M. Ramirez）说（这家公司在纽约地区雇佣了1000多名经纪人），“我想了很久。放眼未来，人们还会想蜂拥进入办公室吗?”

当然，几十年年来一直不断有预言冒出来，声称曼哈顿的写字楼市场将会消亡——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

纽约市最大的两家写字楼业主Vornado Realty Trust和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表示，他们相信疫情结束之后，企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面对面的沟通。

自3月份纽约政府发布社会隔离政策以来，不少在家工作的员工感到非常孤独。不过，因为社交生活而真正喜欢泡办公室的人到底有多少，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尘埃落定后，纽约市可能会面临一场“房地产大洗牌”。

尼尔森（Nielsen）的首席执行官戴维·肯尼（David Kenny）说，公司计划将其纽约办公室改造为团队会议场所，员工可能只需要每周线下来一两次。

肯尼说：“如果你只需要在办公桌上工作，在家工作当然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租约即将到期，这个因素也推动了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长期以来，巴克莱、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所属的银行业一直是纽约的支柱性产业，这些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员工，在纽约的繁华地段总共租赁了超过1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巴克莱银行英国部的首席执行官杰斯·斯特利（Jes Staley）说：“疫情之后，把7000人安置在一栋大楼里的想法可能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

在最近的致员工信件中，摩根士丹利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研究哪些岗位适合远程工作，这些岗位的员工可能之后只会在必需场合来公司。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拒绝了采访请求，但他向彭博社表示，公司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在员工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正常运营”。

摩根大通在最近发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公司正在考虑“应当允许多少人返回”。去年之前，摩根大通一直是纽约市最大的写字楼租户，而今超过18万的员工一直在家工作。

包括Facebook和谷歌在内的其他互联网巨头公司已经将在家工作的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而有一些员工甚至可能再也无需返回办公室。在位于曼哈顿切尔西社区的办公室拥有数百名员工的Twitter，也已经通知所有员工：如果自己愿意且岗位允许，他们可以一直这样远程工作下去。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董事长、美国最杰出的企业领袖之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将使更多公司接受远程办公的形式，并在近期举办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表示：“从今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完全可以远程工作。”

周边设施无人问津，曼哈顿小企业主表示太难了

百年来，纽约市曾历经一系列灾难和挫折，包括西班牙大流感、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9·11恐怖袭击等等。每一次重大打击之后，人们都宣称这座城市将走向下坡路——试想在9·11之后，谁会愿意继续在曼哈顿工作生活？然而，事实证明唱衰纽约的预言都以失败告终。

而今，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一些企业高管表示如今的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美国经济正处于持续的暴跌之中，失业率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可能会考虑缩减写字楼的规模，以此来削减租赁开支。

更重要的是，如果公共卫生部门仍要求社会隔离，那么公司如何才能保障每一位返司工作的员工的安全呢？

“布鲁克林区有约250万人口，为什么每天让如此庞大的人群涌入曼哈顿工作是合理的、有效的？”Two Trees Management房地产公司的杰德·瓦伦塔斯（Jed Walentas）说，“我们曾经习惯如此，但现在看来这并不完全合理。”

不过，上班族们所做的远不止填满摩天写字楼的每一个隔间——可以说曼哈顿的整个经济生态都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从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公共汽车和通勤轨道，到街角的酒店、餐馆、酒吧、杂货店和商店，都是为上班族而存在的。房地产税为纽约政府提供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以支付警察、垃圾清运和街道维修等基础服务。税收收入的下降会使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我担心的是，更少的可支配收入使得我们的纳税额下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纽约市房地产公司GFP Real Estate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布赖恩（Brian Steinwurtzel）说。

作为曼哈顿与周围区域过渡带的一个缩影，曼哈顿的唐人街曾经吸引了大量游客，而这里的众多餐馆和商店也同样依赖于那些每天涌入金融区、法院和市政大楼的上班族。

“毫不夸张地说，疫情之后唐人街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54岁的詹·李（Jan Lee）说。他在唐人街拥有两座多功能建筑，其中一栋是他的祖父在1924年买的。

他的三家商户中有一家化妆品店，自1月份以来一直没有支付租金；而另外两家一度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没有支付五月的房租。李目前还有一张25万美元的房产税账单，将于7月1日到期，但他无力支付。

“由于人们不再来这里度过午餐时间，”他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唐人街上一家马来西亚小餐馆Aux Epices的老板兼大厨Mei Chau表示，过去午餐期间店里的客人数高达50人，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办公楼的员工。

近期，她重新开放了这家餐厅的外带午餐服务，但是没有人来。

“我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并且还将继续。”周说。

就在几周前，纽约的房东、开发商和企业主还希望美国经济能在6月份基本恢复原装。但现在，面对现状，他们不得不承认寄希望于夏末或初秋解禁似乎更现实，而对于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真正意义上全面恢复正常，至少要等到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上市或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后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一些开发人员认为工作环境的转变有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事实。

纽约市最大的商业地产业主之一Vornado Realty Trust的董事长史蒂文·罗斯（Steven Roth）在五月份的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认为，在家办公的趋势不会削弱市场对写字楼的需求和房产的价值……传统办公室能提供的社交与协作性仍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但不可否认，出于健康或者财政方面的考虑，许多公司都在重新考虑工作的未来——线下办公室真的是必不可缺的吗？

布鲁克林一家小型软件开发公司Small Planet表示，即使在城市重新开放后，该公司大约一半的员工仍可能继续保持远程工作。公司首席执行官加文弗雷泽（Gavin Fraser）对媒体说：“当我们彻底解除隔离状态后，这个世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工作习惯和使用办公空间的方式将变得完全不同，而这一切都是新冠疫情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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