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全民战疫”的剧情所吸引时，有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城市，却悄无声息地达成了两次进阶：

先是GDP突破10000亿元大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亿俱乐部”城市；

再是与合肥携手“挤”掉昆明和宁波，荣登新一线城市的榜单。

这就是佛山，一座紧挨着广州、历史悠久的名城。

提起佛山，很多外乡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佛山无影脚”——的确，佛山是中国功夫的重地，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武术大师的祖籍或故居都在这里。

而在经济层面，大概是隔壁的广州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佛山的实力长时间被人们所忽视。殊不知，任凭外面时局纷扰、环境变幻，佛山都能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这种厚重、稳健而又朴实的气质，又是城市名字最好的诠释。

有道是“世人皆言北上广，厚重少文是佛山”。而今，这座低调寡言的城市身上所蕴含着的惊人力量，已到了被世人看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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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邻港澳，东倚广州，南邻江门、中山，西接肇庆，北通清远，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发达。

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几个颇具规模的渔村，并因为鱼产丰富而小有名气。唐贞观二年，因在城内的塔坡岗上挖掘出三尊佛像，遂立石以敬，命名为“佛山”。在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明清时，更是发展成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的岭南重镇，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天下四聚”，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陶瓷、纺织、铸造、医药四大行业鼎盛南国。到了清末，佛山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和第一家火柴厂，并建立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竹嘴厂”。

改革开放后，佛山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一路高歌猛进。虽然城市面积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只排名第15位，但已然成为了广东省第三经济大市，实力之雄厚有目共睹。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经济指标中反映出来：

（1）经济总量及增速

经济规模上，佛山的GDP在省内仅次于深圳和广州两个一线城市，2019年达到了历史新高的10751亿元，成为了全国第17个“万亿俱乐部”城市（见图1）；增速方面，佛山长期高于广东与全国，表现出颇为迅猛的增长势头（见图2）。

（2）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9年，佛山的人均GDP为131775元人民币，不仅大幅度高于广东及全国的整体水平，还达到了世界银行认可的高收入标准（即人均GDP高于123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佛山人均GDP折算后为19070美元（见图3）。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2019年佛山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5233元和31503元，均高于广东和全国（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这表明佛山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大，而当地老百姓家中经济条件整体都颇为殷实。

有意思的是，佛山既不是中心城市，也不是省会城市，更不是计划单列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级市而已；同时，佛山既没有山西那般丰富的资源储备，也不具备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可即便如此，佛山依然在不经意间达成了全国只有极少数城市才能实现的壮举，并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佛山模式”。

也正是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才更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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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模式”的第一个要义，是拥有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众所周知，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制造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根本，任何地方皆是如此。

典型如德国，之所以能屡次抵御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功不可没。

佛山，就是一个制造重镇，也是目前国家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拥有很多世界之最：

陶瓷产量世界第一、电风扇产量世界第一、微波炉产量世界第一、冰箱产量世界第一、空调产量世界第一、铝型材产量世界第一、消毒碗柜产量世界第一、热水器产量世界第一、酱油产量世界第一……

还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佛山平均每秒钟就有2个电饭锅下线，每分钟能生产100台微波炉，每小时能生产洗衣机273台，每天生产冰箱超过2万台，每年生产空调器2300万台、电子元件17亿只、电光源20亿只……用“恐怖”二字来形容佛山制造业，相信没几个人会反对。

宏观经济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从规模上看，改革开放至今，佛山GDP从1978年的12.96亿元增至2019年的1.08万亿元，增长了830倍，而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3.72亿元增至2018年的2.16万亿元，足足增长了1574倍，增势之猛远胜于前者。

从结构上看，2019年佛山三次产业比例关系为1.5：56.2：42.3，第二产业占比接近六成；而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更是超过96%，这样的产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极为罕见（见图4）；此外，佛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占到广东全省的14.2%，足见其实体经济实力之雄厚。

事实上，佛山发达的实体经济并非一朝一夕，早在明清时期，佛山制造业就已经是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撑，并围绕着陶瓷、纺织、铸造和医药四大行业，发展出300多个上下游关联产业，4000多个手工作坊。改革开放之后，佛山形成了备受全国瞩目的“一镇一品”专业镇现象：北滘家电、陈村花卉、乐从家具、盐步内衣、张槎针织、南庄陶瓷、大沥铝型材……城市土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却盘踞着41个褶褶生辉的专业镇，构建起光芒耀眼的佛山经济版图。

数百年来，发达的制造业给佛山带来了无数荣耀，古有“南国陶都”、“南国铁都”的美称，现在又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风头比起省内另一座制造业城市东莞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这些，也成为了佛山经济稳健发展与崛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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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模式”的第二个要义，是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广东向来都是以民营经济发达而著称，佛山的民营经济自然是十分强劲：

2019年佛山民营经济增加值规模为6748.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2.8%，个别区域的民营经济占比更是超过70%；

截至2018年底，佛山共有民营企业26.1万户，占全市企业总数近90.4%，可谓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大市；

在广东省工商联对外发布的“2019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榜单中，佛山共有13家企业上榜，名列全省第三，仅次于深穗，其中碧桂园位列榜单第4位，美的集团排名第7位。

至于佛山民营企业经营上的灵活和韧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举国上下的对外贸易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佛山不少民营企业却凭借着快速的反应和出色的应变能力，一举扛住了突如其来的重压。

例如，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在短时间内研发出一款可水洗重复使用的棉布口罩，对细菌的过滤效果可以达到80%以上，日产量接近100万只，其接到的几千万只订单中有九成都是海外订单，客户遍及新加坡、日本、美国及欧洲。

再如，面对疫情期间体温检测仪的需求，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迅速转产红外智能体温检测系统，7天就完成了样机生产，12天实现规模化量产，不仅解决了国内大型公共场所的测温难题，还将产品出口到美国、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印尼、菲律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

直接结果便是佛山一季度的外贸居然实现了逆势增长，进出口规模达到653.8亿元，增长33.8%，占同期佛山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4.1%。

除此之外，佛山发达的民营经济不仅解决了43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既造就了一大批富有阶层，亦庇护了一个层次丰富的平民和草根阶层。有人说，到佛山“搵食”相对容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佛山的众多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造富机会。正因如此，佛山的失业率常年显著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5），居民收入也相对更高。

哪里的民营经济发达，哪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民众就更富裕。这在佛山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4

“佛山模式”的第三个要义，是扎实的内源型经济。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封闭的经济体系里，各个国家或地区主要依托本地的资源和市场实现经济增长；而在开放的经济体系里，各地则是统筹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当外部环境发生不确定时，很多经济体便倾向于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本地，并着手培育一种内源式增长能力；而反过来看，一个经济体若是已经具有强大的内源式增长能力，那么它往往对外部环境变动与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更强。

佛山便是“内源型经济”的典范。

在衡量内源式增长能力时，业内常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内源式增长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体上呈现出反向关系，在一定经济增速下，投资占GDP比重较低，则意味着内源型增长能力较强。其实不难理解，消耗投资较少恰恰意味着城市经济增长不过度依赖于投资，而是更多地依托于产业的壮大，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发展往往更有效率和质量，更具备自我造血功能。

放眼全国，新世纪以来，国民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模式愈演愈烈，只因投资对于经济拉动的短期效果最为立竿见影，更容易出成绩，各地纷纷近乎疯狂地“大兴土木搞基建”。反映到宏观经济数据上，便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日走高，从2009年开始就始终高于6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80%。

反观佛山，该比重竟然常年低于40%（见图6），这在投资冲动弥漫、轰轰烈烈造城的大环境之中，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佛山内源式增长能力之强劲。

有学者曾用这样一段话来诠释其中的奥妙：

“别的地方都把资本投向了铁工基、地产等领域，而佛山的投资，更多偏向工业设备、技术和人力等领域……佛山第二产业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全市专利申请增长都大幅度超过同期国内大多数城市……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佛山的大幅度技改投资，需要相当的担当与胆魄。这对GDP的撑门面效果远不及重工业、铺路架桥和建房造城来得快，但是真实效率也高得多，这样的GDP，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亦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此外，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思路，佛山似乎对招商引资或引入重大建设项目的做法并不感冒，而是专注于培育本土企业的成长，修炼“内功”。该模式虽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见效”，但却格外扎实，能够保证佛山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因外资撤离而可能引来的种种风险，从而为城市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后劲。

于佛山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碧桂园和美的之外，大名鼎鼎的格兰仕、万和、海天味业、东鹏等行业巨头均诞生于佛山，并由此形成了根植于本土、门类齐全且产业链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也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佛山都能做到稳如泰山、激流勇进的原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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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佛山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

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佛山的传统产业占比过高，即便是发展始终迅猛的制造业，也面临着低端产业比重较大的局面，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仍不够强大，新旧动能转换步伐较慢。

根据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2019年度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评价研究报告》，在各个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指数排名中，佛山仅仅位居第七名，在珠三角核心七城中排名倒数；《报告》也明确提到，“佛山、肇庆、江门等市由于高技术制造业比重、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不高，得分排名较为靠后”。

而这些，也明确给出了佛山经济未来的前进方向。

不过，“佛山模式”依然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当前的时间点。

近几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我们越来越强调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眼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全球，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又迫使我们必须参透“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深刻道理，上至国家下到城市，皆是如此。

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而这些，刚好是佛山浓墨重彩的城市底色。

佛山是反思中国经济的一个极佳样本。

展望未来，佛山功夫自成一派，源远流长，拥有着无限可能，它必将继续给世人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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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徽的省会城市，她的位置就像是“众矢之的”——

西有安徽的“前省会城市”，号称“长江咽喉”的安庆；南则是曾拥有“四大米市”和“通商口岸”双重buff，如今经济总量全省第二的芜湖；北部还半路杀出个“珍珠港”——火车拉来的枢纽城市蚌（bèng）埠；东边的南京，则对安徽影响太深，以至于直接被网友们调侃为“徽京”。

在众多强手的包围之中，合肥显得格外谦虚低调，一直默默无闻。以至于当她挺进“新一线”城市时，大家颇有种蓦然回首，“隔壁二胖”化身“华尔街之狼”的惊艳感——有人说她是“赌城”，目光之准、魄力之大举世无双；有人则称其为“霸都”，倾一省之力造出个巨无霸城市……

近几年，合肥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可以和深圳相媲美，2019年GDP总量达到9409.4亿元，万亿俱乐部近在眼前。她的魅力不至于此，6月6日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合肥多家企业备受关注。同日夜晚，马云打卡合肥。

合肥到底是“虚胖”还是“真壮”？从“大县城”到“新一线”，似乎自古以来都有一种力量，让合肥这座皖中雄城，时常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

一、“合肥不错，在皖之中”

合肥，这个略显呆萌的名字首先就容易被低估。在大多数人看来，比起“二胖”，显然她的另一个称呼更有魅力——庐州。

然而，合肥之名的出现却比庐州早了将近七八百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合肥就作为一个县，隶属于九江郡，到汉代正式见于史册；而“庐州”二字则要追溯到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这时候的合肥，成为了庐州的州治所在。

因此“合肥”二字，看似颇有喜感，实则历尽沧桑，数千年来一直与这片土地上的江河湖泊紧密相连。

合肥市区位示意图。合肥的肥来自“淝水”无疑。《水经》中说淝水（今东淝河）与施水（今南淝河）同出一源，分别发源于分水岭两侧；而《水经注》则认为施水为淝水支流，水涨时两者汇合。 制图：Paprika

合肥的“肥”，来自淝水。从地图上看，长江与淮河将安徽省截成三段，而合肥恰好处在安徽中部、江淮之间。自江淮分水岭两侧发源的淝水（今东淝河）和施水（今南淝河），一条途经淮南寿县，北入淮河；一条通过浩渺巢湖，南下长江。二者分道扬镳，只在此地相合，是为合肥。

正是占据了江淮分水岭的独特位置，使得合肥主体上属于长江流域，却也沟通着淮河水系，南北皆有江河天险，中部则平原广袤，分布着纵横水网。地形上易守难攻还不缺粮食补给，尤其适合屯兵扎营，因而古人将其与山城重庆并称为：

“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而合肥又在中原和江南之间的缓冲地带，正是北人南下、南人北征的最佳路线之一。所谓“守江必守淮”，谁占领合肥，就相当于拥有了江淮之间的“战略纵深”，取得了战局的主动权。其中最需要这块宝地来拱卫自身的，正是总被误认为“安徽省会”的南京。

三国时期定都建业（今南京）的东吴大帝孙权，一生做梦都想拿下合肥，打通吴国入主中原的通道。可他平生四次剑指合肥，无一不是铩羽而归，尤其在“逍遥津之战”中，“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三国志》），亲自上阵气势汹汹，结果被魏军七千余人死死挡在城外。

最后，孙权更是被魏将张辽以八百人突袭击破，差点连自己都被擒获，成就了张辽“止小儿夜啼”的威名。究其原因，除了吴国内部的问题，也是因为合肥地理位置上佳，留给东吴军队进攻的方向不多；偏偏又有肥沃的大后方，此后能让邓艾“屯田日久，当见其功”，为守军供给后勤保障。

同样是定都南京（建康）的政权，同样是在合肥一带打仗，东晋赫赫有名的“淝水之战”，则堪称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这一次，北边前秦的苻坚搞来了百万大军（实际上三十多万），号称是“投鞭断流”，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南方东晋的先锋谢玄，则领着数万“北府兵”迎击秦军主力，与之对峙于淝水两岸。其后晋军抢先渡河，并人为在敌后制造混乱，趁对方兵马不齐、军心动摇，一战功成。

当这场战争的主导者谢安，轻飘飘地说出那句“小儿辈，大破贼”时，背后却藏着精心的谋划——先把秦军引入地形错综复杂的淮南、合肥一带，瓦解其三路大军的合围之势；再趁敌方大军未至，只能用淮河支流（汝水和颖水）缓慢运输兵力，果断渡河出击。

渡江战役纪念馆。摄影：Nic（杨光）

尽管每一场战役结局的形成都是复杂的，但合肥通江达淮、坐镇皖中的独特地势，的确给了指挥者充分的发挥空间。直至近代，合肥都是兵家要地，李鸿章组建的淮军起于肥西，1949年，渡江战役总前委则驻扎在肥东。

即使在和平年代，合肥的中心位置同样引人注目，在当年安徽的“省会之争”中，合肥就凭一句“合肥不错，在皖之中”，才坐稳了省会的名头。然而外界对于合肥“带头大哥”地位的质疑，却从未停息。

二、为什么偏偏是合肥？

安徽的省会，向来都是个有着明确答案的“谜团”。

网友们总是热衷于把南京称作“徽京”，其中还真有点门道——在清朝，安徽从硕大的“江南省”中分离出来之前，和江苏本来就是一家，统统归江宁（南京）管辖；而到康熙年间，安徽独立建省，新上任的巡抚、按察使先后入驻安庆，但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却还在江宁“恋栈不去”。

巢湖中庙。合肥坐拥巢湖，却既不临长江也不近淮河，实一大憾。摄影：卢文

在当时，还叫做“庐州府”的合肥也曾作为省城备选。然而在“水运时代”，合肥与安庆最大的差距在于合肥并不沿江，连巢湖都是到2011年才全盘入手的；反观号称“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安庆，凭借航道之利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举足轻重，后来更是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并称“长江五虎”。

 肥西县城。摄影：孟建中

然而安庆也存在自己的硬伤——太过偏西，影响力难以辐射全省，比起作为省会，更像是扼守长江、保卫太湖流域的最后一道门户。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安庆被太平军占领了9年之久，才被曾国藩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硬啃回来。在此期间，安徽巡抚的办公场地，正是在位居中心的合肥。

这次短暂的“省会体验”让合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这里走出来的李鸿章和他组建的淮军，使得合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为日后的“省会之争”打下了基础。

而触不到的长江，或许是合肥永远的痛。安庆之后，她的另一“劲敌”芜湖，同样是凭借黄金水道发家，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后的第二年，正式对外开埠，成为了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并跃居中国四大米市之一。这两者叠加形成的双重光环，让芜湖轻易拿下安徽“经济一哥”的名头，并长期想把“经济”二字拿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合肥会把“引江济淮”作为重大战略目标——除了最重要的城乡供水，解决皖北部分地区的缺水问题之外，另一个目的则是沟通长江、淮河，使得合肥成为航运发达的“长江沿岸城市”，圆了自古以来的长江梦。

而到了“铁路时代”，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在安徽拐了个弯，让一座“无问南北”的小镇蚌埠，成为了闪闪发光的“珍珠港”。这条铁路北起天津，南至浦口，为南北干线，火车在蚌埠跨过了淮河，铁道与大河交叉之处的蚌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枢纽。经济实力也一跃而起，时人称之“小上海”。

反观合肥呢，几乎早期所有重要的铁路干线，全都精准而巧妙地避开了这座“在皖之中”的城市。后来同为省会的武汉、南昌、南京、郑州等地，在四周像是织起了一张铁路网络，将合肥围在其中，形如一座交通“孤岛”。

合肥，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几乎完美“避开”了所有铁路要道。*注：图中为现代地名、现代国界、现代海岸线，橙色线为民国铁路示意图。 制图：Paprika。

更正提醒：此图将哈尔滨画到了齐齐哈尔的位置（正确位置应当是右下的那个点）；将沈阳画到了锦州的位置（正确位置应当是右上线条更稠密的那个点）。

在这种条件下，除了位居正中、四平八稳，似乎再也找不出更多优点来支撑合肥“竞选省会”。然而历史的潮流偏偏眷顾了她，同时也赋予了她沉重的压力，合肥的“上位”或许是个偶然，可合肥此后的步步崛起，坐实省会之名，却是她决心和勇气带来的必然。

 合肥滨湖新区的塘西河公园及合肥美术馆。摄影：Nic（杨光）

三、“先胖不算胖！” “后胖压塌炕！”

很多人说，合肥是一座“赌城”，擅长“风险投资”，还能赚得盆满钵满。赌性之大，几乎回回“all in”；而赌技之强，往往小输而大赢。

合肥的确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然而不是用在“赌气运”，而是敢于放下身价、放低身位，敢于千金买骨、三顾茅庐，以极为谦逊的姿态，去迎接每一个发展的契机。

 合肥包河区安徽创新馆。摄影：Nic（杨光）

当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外迁，恰逢饥荒年岁，接连问了几个省份，只有安徽慷慨表示“即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而在中科大到来之后，求贤若渴的合肥更是打出了“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的深情操作——

从最开始挪出场地为中科大师生做校舍，到把学校的电力供应优先级提到政府之上。交通不便，就开通公交专线；住房紧张，直接为教职工建了“科大花园”做住宅小区；每年给中科大的经费，都是“慷慨解囊”……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摄影：Nic（杨光）

最能体现合肥对于科技尊重的，是那座建在蜀山湖畔的科学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这里有俗称“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东方超环EAST，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这座岛三面环水，一桥飞架连通外界，合肥用城市最美的角落为科研人员打造了一张“安静的书桌”。

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使得合肥拥有了摆脱“虚胖”，让自己羽翼渐丰的资本——人才。此后，合肥拥有了中国首个国家实验室，成为了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更有了喊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这句口号的底气。

而让合肥同样倾尽全力迎来的，还有各种高新企业。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合肥逆流而上，以百亿规模的资金与政府诚意十足的态度，留下了如今蓬勃发展的京东方，据说还为这件事“砸锅卖铁”，停止了正在修建的铁路；而在带着京东方打赢“显示屏”之战后，她又进军芯片产业，下重金支持合肥长鑫公司，从全球三大DRAM厂疯狂挖人，研制出了国产内存，改变了中国缺“芯”少“屏”的局面。

到今天，合肥完全证明了自己不是“虚胖”，而是“真壮”。论经济实力，2019年她的GDP总量超过省内排名二、三、四位的芜湖、滁州和阜阳之和；论新兴产业，她的“心平气和”（“心”指芯片，“平”指平板显示，“气”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和”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战略布局甚大，眼光超前。

就连向来是短板的交通，也随着合福高铁、合郑高铁、合新高铁、合蚌连高铁、合安九高铁、商合杭高铁等的接入，形成了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络，摆脱曾被称为“铁路盲肠”的尴尬。

合肥的崛起，用一句颇有喜感的话来说就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然而“肥”有了，再进一步即是“合”——要看合肥能否带动整个安徽省的发展。合则两利，先“胖”带动后“胖”，众胖联手，方称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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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近日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北上广深（排名分先后）仍然稳居一线城市序列，

15个进入“新一线”的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与去年相比，合肥和佛山取代了昆明、宁波，首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第一财经的评价模型分为五个指标：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很明显，这个评价模型比较看重城市的商业活力、生活丰富性等软实力，而不是GDP、财政收入、科研等硬实力指标。

本文不想评价这个模型是否科学，我个人更感兴趣是“一线城市”这个说法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

一

根据“大象公会”的考证，“一线城市”这个说法最早很可能来自广州的快销行业。上世纪80年代，广州开风气之先，成为外资企业进驻中国的桥头堡。

当时，宝洁决定在广州设厂，以此打开全国市场。对快消行业来说，需要快速掌握和判断各个城市的市场容量，市场调查必不可少，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专业的市场调查公司。

我国传统的城市评级主要是两个官方标准，一个是按照行政等级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市等，另一个是按照人口规模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等等，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可以精准运用到企业决策的评价体系。

当时宝洁联合了广州社科院下的软科学研究所，成立中国第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广州市场研究公司。这家公司的部分员工，后来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市场研究公司——华南市场研究公司（SCMR），并在1997年与世界最大的市场研究企业——国际市场研究集团（RI）合资，组建了华南国际市场研究公司，为外企提供市场调查服务。

正是这家市场研究公司，最早在中国把城市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等四个级别，它们的评级模型涵盖了以下10个指标：

图片来自大象公会。信息源：华南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划分「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主要标准 / 指标来源：柯惠新,丁立宏.市场调查与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0:441.

细看这10个指标，除了电话机拥有率、人均邮政消费不合时宜，其他8个指标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以此为标准，这家市场研究公司把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分为以下四个大类：

图片来自大象公会。信息源：华南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划分「一二三四线」主要城市 / 数据来源：柯惠新,丁立宏.市场调查与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0:441.

在上世纪80年代，在快消行业眼里，“一线城市”有17个，这17个城市又分为三档，北京、上海为一档，其次为广州、武汉等大区中心城市，然后是哈尔滨、南京这样的大型省会城市。

二线城市有50个，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划分到这个类比的第一档，其次是郑州、太原等二等省会城市，再然后是宁波、苏州等沿海发达城市、以及鞍山、唐山等重工业城市。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哈尔滨、沈阳、西安等老牌大区中心城市的余威仍在，而深圳、苏州、厦门这些在今天看来叱咤风云的城市，当时只能排在哈尔滨、沈阳之后，屈居二线城市。

二

由快消行业率先发明的城市分级概念，快速应用到其他行业，酒店、服装、餐饮等行业纷纷采用这些概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将一二线城市这些行业术语变成大众谈资，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严格来说，我们今天谈论的一二三四线城市，早已脱离快销行业最初的评价体系，基本上完全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定义。所谓“京沪穗圳”、“北上广深”的说法最早也来自房地产，因为这它们是中国房地产开发水平最高、市场规模最大、房价最高的四个城市，而且与其他城市明显拉开差距。

不过，时过境迁，如果纯粹按照房地产市场规模来划分，“京沪穗深”的概念可能已经过时。比如这几年，杭州、武汉、成都等强省会城市，无论是土地出让金、一手房成交量、一手房成交金额都毫不逊色于一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即将进入存量房交易时代。

数据来自克尔瑞

数据来自克尔瑞

对房企而言，论掘金机会，一线城市很快就不如二线城市了，关于城市分级的标准也许需要重新定义了。

三

其实，人们对城市评级的痴迷，绝不仅仅是国内，国际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排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GaWC每两年发布一次的世界城市评级报告，最新一版的报告，关于中国城市的排名如下：

Alpha++： 空缺

Alpha+：  香港、北京、上海

Alpha：  台北、广州

Alpha-： 深圳

Beta+： 成都、杭州

Beta： 天津、南京、武汉

Beta-： 重庆、苏州、大连、厦门、长沙、沈阳、青岛、济南

Gamma+：  西安、郑州

Gamma：  合肥、太原

Gamma-：  福州

High sufficiency：  宁波

sufficiency：   哈尔滨、长春、南昌、台中、兰州、贵阳、海口、无锡、珠海、南宁、西宁、南通等

区分于很多排行榜，GaWC的评价模型很有创意，相比城市本身的硬实力，它更看重一个城市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网络关联度，特别是在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网络关联度，其评价方法如下：

研究方法是基于世界知名的175家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包括75家银行/金融/保险企业、25家会计师事务所、25家律师事务所、25家广告企业和25家管理咨询企业）的全球商务网络（总部和各级分支机构的分布网络），分析526个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

简单来说，GAWC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城市“网络关联度”的排行榜，这个“网络”是由175家跨国公司通过业务关系建立的，谁在这个网络中的关联度更高，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城市排名。

在这个新的视角下，城市自身的实力不再是唯一的竞争纬度，更重要的是你和其他城市的联系度。这就好比在现实世界，我们评论一个人是否优秀，不仅要看他自己的实力，还要看他的社交地位和圈层资源，和他交往的都是什么层次的人。

四

如果以这个视角来给中国城市评级或者分类，会是怎样的呢？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曾以“企业业务关联度”为依据，对中国城市的关联度有一个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如下：

京津冀地区：

北京在京津冀地区拥有绝对的中心地位，所有城市都以北京为第一关联城市，但北京的第一关联城市却不在京津冀，而在遥远的上海。这说明，对津冀来说，北京很重要，但对北京来说，津冀没那么重要，北京与上广深的联系度也远超过与河北的联系度。

值得一说的是，上海、深圳、广州三个城市在京津冀地区也颇有存在感。例如，对天津来说，与深圳、广州的联系度要大于和石家庄、唐山。对石家庄来说，与上海的联系度要大于和天津，与深圳的联系度也比唐山重要。

长三角地区：

上海在长三角地区也拥有绝对的中心地位，所有城市都以上海为第一关联城市，但上海的第一关联城市却在遥远的北京。北京与上海互为第一关联城市，表明圈层联系比物理联系重要。

重点看看这些城市的“第二关联城市”，北京出现了三次，深圳出现了两次，苏州与杭州各出现一次。再看第二、第三、第四关联城市中，北京与深圳几乎全部出场，这表明北京与深圳在长三角地区颇有存在感。

存在感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的是苏州，共有三个城市（上海、南京、无锡）把苏州视为强关系城市，再其次是南京、杭州，最后是无锡与合肥。

值得一说的是，上海、无锡与苏州的关联系数都高于南京，表明苏州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拥有比省会更强的存在感。

另外，广州在长三角的存在感没有在京津冀地区高，7个城市中只有上海与广州有较强的关联度。

珠三角地区：

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二者在珠三角地区都没有取得绝对的中心地位。选取的三个城市，各自的第一关联城市都不同。

佛山的第一关联城市是广州，而广州的第一关联城市是深圳，深圳的第一关联城市是上海。对广州来说，第四关联城市才是佛山；对深圳来说，第二关联城市才是广州。所谓“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可以用来形容珠三角城市的关系图。

北京、上海在珠三角地区拥有较强的存在感，二者是所有城市的强关系城市。

另外，成都与杭州在珠三角地区有一定存在感，成都是深圳的第四关联城市，表明深圳的成都的关联系数大于和佛山的。杭州则是佛山的第四关联城市，具体原因不知道，也许是佛山的制造业与杭州的电子商务存在较强的业务联系。

其他地区：

北京在中西部地区拥有绝对的中心地位，所有中西部地区城市除了重庆， 其第一关联城市都是北京。这说明，中西部城市互相之间的联系度，普遍不如它们与北京的联系度，北京影响力可见一斑。

相比而言，上海的存在感主要体现在第二关联城市，相比北京要弱一档，但在山东、福建两个沿海省份，上海存在感又高于北京。

另外，重庆的第一关联城市成都，而成都的第一关联城市则是北京，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重庆对成都的依赖度，大于成都对重庆的依赖度。另外，成都、重庆在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区均有一定的存在感。

值得一说的还有，看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的第一关联城市，都不是广深，而是北京或者上海，表明珠三角地区在这几个南部省份的存在感都还不够高。

不过，深圳几乎出现在所有城市的第三或者第四关联城市，表明深圳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其辐射力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所以，很多时候，城市之间，距离近，不如圈层近。

房价地图有时候也这样，离得近，不如圈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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