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财经独家专访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深度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与破题之策。

谈中国经济
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确定性选择
对我们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保持定力,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总体来讲,只要看清楚我们有利的因素,保持我们的定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雨飘摇,中国还是能够乘风破浪前进。
关键要保就业、稳增长
2.1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如何稳得住、保得好?
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从这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就充分体现出来,举个例子来说,疫情防控对我国来说是一次“闭卷考试”,我们在这个答题过程中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本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所处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相关的制度、社会、政治等为暗含前提,但这些暗含前提中某些条件发生变化,旧的盛行理论就被新的盛行理论所取代。在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变”,拿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来用,环境和条件不一样,怎么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面对风险和挑战,我们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这个理论不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是必须站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来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
3.2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我认为,21世纪中国会是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全世界引领经济学思潮的大师在中国一定会出现。我相信,我们可以培养一批有能力抓住时代机遇,不辜负时代重任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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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国经济制度时,斯蒂格利茨批评称,目前美国社会的财富积累,表现为“财富再分配”,即资本主义剥削和垄断。当前制度,导致了阶级固化、社会不平等,并纵容违背法律道德的市场行为。他预测,AI、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将进一步暴露美国制度缺陷。
针对美国社会现存弊病,斯蒂格利茨给出的建议是“完善管制政策、投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他指出,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政府有责任进行市场干预,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
林毅夫则补充称,经济上,美国金融虚拟化、产业空心化十分严重,政治上,美国正在被“被1%的最有钱的权贵阶层绑架”。因此,斯蒂格利茨的改革方案即使中肯,也很难被政治精英所采纳。
针对疫情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影响,林毅夫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能力的影响不显著,一旦政府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经济将恢复增长速度。同时,中国也将为其他国家经济振兴创造市场空间和需求。
斯蒂格利茨则评论称,疫情“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美国政府需要在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出台大规模经济政策,恢复经济秩序。他支持美国利用此契机,继续发展绿色经济、知识经济,并解决社会平等问题。他同时认为,世界各大经济体应该“共进退”,防止出现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此外,两位学者在大国博弈方面达成共识,认为不同经济、政治体质的国家可以求同存异,共同解决全球变暖、疾病等世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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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解释到:“很多人误解我的理论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其实这是媒体的传播误导。我的意思是新结构经济理论既讲政府也讲市场,它是先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在有市场解决不了的地方,就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协调。”
他表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这一动态过程中,必须有先行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这些企业会冒很大的风险,除了自身,其成功与否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仅靠企业自身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必须有一个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失灵的问题。
按照这一逻辑,一个良好运行的经济,必须要有两个制度保证实现:有效市场以保证充足竞争,有为政府来解决失灵问题。
林毅夫回顾了历史与现在,进一步解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因此当时补贴是雪中送炭,政府因势利导,以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但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到8000多美元,资本不再短缺。
“例如,我们三一重工、徐工集团都可以在世界上和其他知名品牌有力竞争,反应了我国现在资本密集型符合国内比较优势。这种状态下再补贴性质就变了”,他谈到,“从社会的角度,再补贴就会有干预、寻租、资源错配等效率损失。十八届三种全会谈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各种价格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因此,政府在双轨渐进改革中遗留下的这种行政性干预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消除掉”。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以市场还是政府为主导,需要参照当时节点下的要素禀赋。如果具备这一禀赋,则要以市场为主导,实现充分竞争;如果缺少这一禀赋,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并主导。
林毅夫在最后表示,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实践而变成发达国家。二战后,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等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西方理论看来是错误的。西方的理论建立在西方的实际社会发展经验上,这一经验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需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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