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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不带货的CEO不是好CEO。在董明珠、梁建章、李彦宏等大佬纷纷入局直播带货之后，6月8日晚7点，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终于姗姗来迟，在搜狐视频APP进行了首次带货。
带货结果并不算理想：除了“翻车”的咖啡机演示，热度最高不到130万。直播结束后2小时，百度资讯还没有一条新闻收录。
外界反应更是静悄悄，一位互联网自媒体创始人就对“极点商业评论”说：他的好友圈、微博中，几乎难以看到张朝阳直播带货相关消息，与董明珠、李彦宏等直播首秀时朋友圈刷爆热度相比，可称凄凉。
实际上，张朝阳早就在千帆直播、搜狐视频平台上英语教学三年多，是最早进行直播的那一批CEO，而搜狐视频又是杀入最早直播领域的平台之一，却都在直播江湖中毫无建树，甚至早被彻底边缘化。
所以，这次直播带货，能给搜狐带来什么呢？能让搜狐重回互联网中心么？连关注都所剩无几，何谈未来？
不过，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外界早已习惯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起大早赶晚集现状：过去这些年，移动支付、020、移动社交、直播、短视频相继成为风口，张朝阳似乎很多风口都曾进入，却没有抓住任何一个风口——如同去年，搜狐推出社交软件狐友APP，重新杀入SNS领域时，张朝阳还表示狐友是搜狐的未来。结局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它目前最大作用，是作为狐友高校校草评选的指定APP。
01 查尔斯直播首秀静悄悄
6月8日百度搜索指数显示，张朝阳最近30天日均资讯指数为6.4,万，同比下降80%。而李彦宏指数为25.8万，董明珠为318.8万，就连6月11日才直播首秀的丁磊指数也是23.3万。
或许，也许是意识到今不如昔，查尔斯、张朝阳这位曾经的“互联网教父”，在此前谈到直播预告时就提前认输：不在意带货销量的多少。
在一位MCN机构负责人看来，相比董明珠、梁建章，他更类似推广百度直播的李彦宏，即借助直播来宣传5G下搜狐的分屏互动品牌，拉动品牌广告。
“我带货先开个头，希望更多名人明星入驻搜狐视频更多带货。”张朝阳亦如此表示，他围绕自己真实的办公生活场景，一边介绍自身的生活方式，一边带货，ERGO CHEF My Juicer S榨汁机、奔腾加湿器、德龙咖啡机、星巴克咖啡豆等物品。
和罗永浩一样，喜欢喝咖啡的张朝阳，却在亲自操作演示德龙咖啡机时，翻车了，迟迟无法出来咖啡，满腹疑问的询问工作人员也未得到答案。而他在办公室边聊边直播的方式，除了让更多人知道其办公室布局外，也未激起更多用户的购买兴趣。
当然，即便董明珠首秀也翻车，更别说至今频频翻车的罗永浩。对于张朝阳的直播首秀，也难以给予更多的苛刻。
不过，无论如何，张朝阳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直播带货不是灵丹妙药，他能否用自己的IP和声望,能让搜狐视频、搜狐直播业务重回互联网中心？
答案是：基本上不可能。
目前，直播格局渐定。快手、抖音领跑短视频，淘宝直播、京东直播等以供应链优势也来势汹汹，而搜狐早在2016年千播大战时就推出的千帆直播，根据七麦数据显示，近三个月千帆直播下载算从少于100，增长到现在的超过150。
显然，与那些竞争对手相比，差距可以用天渊之别来形容——尽管张朝阳过去三年来每天早上8点，风雨无阻地在千帆上直播英文读报，也难以扭转无情的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说在搜狐视频的长短视频双引擎战略中，直播是短内容的重要板块，但目前直播做得真正好的，是抖音、快手这样的内容平台，以及淘宝直播这样拥有产品供应链、KOL大V的平台。即便张朝阳直播首秀是和京东合作，但搜狐这样的长视频平台，是否适合做直播，在业界都未被论证——即便是目前疯狂布局直播的爱奇艺，在直播方面也未见起色。
虽然搜狐视频曾在2011年，凭借《越狱》、《迷失》等美剧，成了行业领头羊，在“限外令”出台后，又用《屌丝男士》等自制剧勉强维持了江湖地位，但从2015年开始，搜狐视频就在优爱腾大举进攻中败下阵来。
而且，张朝阳还错失了直播先机。2014年10月搜狐视频收购视频分享网站56网，却未包括56网最赚钱的直播业务“我秀”。未曾想1年后，直播成为新风口，搜狐才匆匆发布了千帆直播。
彼时，张朝阳将搜狐视频的归结为无法跟巨头比拼财力，那么在当前竞争更惨烈的直播业务中，持续亏损多年、沦落为三线的的搜狐视频凭什么去跟对手竞争？
甚至，别说快手、抖音、淘宝直播，就连刚刚切入直播领域的百度，搜狐视频也没有任何竞争之力：拥有搜索信息流天然优势的百度，正以各种打通的产品和平台为核心，构建一个从平台到B端，从创业者到用户，从流量、信息到服务的全场景移动生态闭环——在这个移动生态中，直播是百度各个场景的重要承载体。
02 总是起大早赶晚集
对张朝阳而言，让带货直播像此前的英语直播一样成习惯不难，但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不是几场直播就能解决的。
2016年11月，张朝阳立下FLAG：3年内带领搜狐重回互联网舞台中心。但如今3年已过，搜狐还挣扎在转亏为盈的边缘。
5月18日，搜狐2020年Q1财报显示，搜狐一季度营收4.36亿美元，同比增长6%，环比下降11%；归属于搜狐公司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亏损1800万美元，同比减少65.38%。
这是搜狐最近几年来少有的好看财报，因此张朝阳在财报发布后，面对媒体反复强调：“搜狐活下来了”，并且他认为搜狐正在重回“中心”的状态。
不过，对比搜狐最近多年来的亏损状况，自2015年以来营收就从未超过20亿美元。以及目前3.15亿美元市值，就知道搜狐距离重回互联网中心还差得远。
今年1月份公布的一份榜单显示，2019年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100强未见搜狐身影，最后一名（也就是第100名）市值为126亿元。巧合的是，正是从搜狐独立出去上市的搜狗。
不是张朝阳不努力，过去十年来，微博、社交、视频、信息流、在线游戏、直播等等风口，搜狐都尝试了一遍，却诸事不顺，总是落得一个“起大早，赶晚集”的结局。
搜狐的衰落，从2009年开始。2009年，搜狐紧跟新浪推出搜狐微博，由于起步晚且无新意，仅是靠人缘和花重金买来名人入驻，难以与新浪微博抗衡，逐渐以失败者的身份，消失在空气中。而它的竞争对手新浪微博，虽然唱衰声音不小，但也无疑在独立上市后，带领新浪弯道超越，从门户转型到了移动互联网。
在信息流，尽管张朝阳2012年以内部有成熟新闻客户端为由，拒绝投资今日头条，但搜狐仍是所有门户中最早布局信息流业务的，其很早就上线了“搜狐号”。但因为团队管理不力、活跃用户数、创作者数量、营收能力等方面都与其他平台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其逐渐跌出前五的阵营。
游戏领域，搜狐畅游早在2009年就上市，如今却连同期的网易，后来居上的腾讯背影都看不到。但即便如此，一季度收入为1.33亿美元的畅游，仍是整个搜狐集团比较重要的盈利中心。不过，由于畅游在今年4月完成了私有化，未来何去何从，对搜狐未来的影响，都未有答案。
视频就不用说了，当初唯一王牌搜狗，也在被百度碾压后，不得不接受腾讯战略入股——事实上，搜狗如今的地位，更多是王小川坚持的结果。
在社交领域，搜狐的历史要追溯到2000年，以3000万美元收购彼时最大的年轻人社区ChinaRen，但最终无疾而终，给直接关闭了。
这是最让人遗憾的，ChinaRen本有很大机会成为搜狐自己的 QZone 。在知乎，一个发表于2013年的高亮帖子说：ChinaRen 不是被博客、微博等社交网站格了命呢，其错误就在于卖给了搜狐。
事实上，社交作为一个用户最需要的需求从未远去，后来社交领域的爆发也有所证明。去年6月，55岁的张朝阳带着社交软件“狐友APP”，再次杀回社交领域——他每天都不遗余力在狐友上发几十条动态，从吃喝拉撒睡到工作、娱乐无所不包，只是社交江山基本已分割完毕，狐友这款APP，最终也没有撑起搜狐的未来。
这甚至让业界有了一种看法：似乎只要张朝阳亲自管什么，什么就做不起来。
03 错失的互联网12年
现在，张朝阳希望更多的名人和专家入驻搜狐视频更多直播，而在更远布局中，张朝阳说准备将搜狐直播打造搜狐的流量重地，为其他业务带量：“甚至未来畅游的游戏推广也可以和搜狐视频直播结合”。
但豪不乐观的说，直播可能又像和此前其他搜狐业务一样，起了大早赶了晚集，最终悄无声息被人遗忘。
作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代领军人物，中国曾经最大门户创始人，张朝阳功成名就很早，他和搜狐最后的巅峰，都已停留在12年前，彼时，搜狐拿下北京奥运会赞助权，也是在这一年，搜狐业绩首次超越新浪，迎来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但危机已经悄然到来。张朝阳开始了“梦游”状态，忙着享受人生，公司事务几乎全部由几位高管打理。
那几年的张朝阳，最多的是带着各路明星登雪山、私人游艇纵情享乐的八卦绯闻。《博客天下》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张朝阳：
“他就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上山下海，拥有豪宅和游艇，稠人广坐，夜夜笙歌，搜狐大楼的玻璃外墙足以反射出100个太阳的光辉。”
▲张朝阳和高圆圆登山合影
但在微博微博一战，折戟惨败后，他开始了幡然醒悟，亲自主抓诸多业务，却又往往是开局不错，后续乏力，张朝阳又在无可奈何中，迎着下一个风口开始了下一次轮回。
有人说，张朝阳无为而治，在公司动员和组织能力方面有很大软肋，管理松散、奖惩不分明，导致很多能人流失。有人说，与其他互联网企业相比，张朝阳至今是孤身一人，独怆然而涕下，没有任何帮手。还有人说，这不是张朝阳一个人的问题，很多老一代人在这个时代都已难以有天下。
但无论哪种原因，都不重要了。毕竟他真的很早就什么都不缺了，毕竟他在台上演讲时的台下聆听者马云都已退休，他现在还愿意以自己最后仅剩的名气和IP影响力，义无反顾一次次带领搜狐试水下一个业务，哪怕都是起大早赶晚集，人们仍愿意相信：
终有一日，他能带着当年大西洋的风和傲娇归来，重现成为一代“中国互联网教父”的查尔斯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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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只能以被迫的方式搞自主创新，其落后是必然的。比如中国科技产业目前正遭遇来自美国政府的封锁，越是面临这种处境，其实中国越应该加大对外交流的开放力度，保持跟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联系，也包括应当加强与美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以及广大精英那里很容易形成共识，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加大开放的力度。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开放和包容却遇到了很多阻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官僚主义。
所谓的官僚主义，是指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顾及具体情况，一刀切地粗暴执行，造成巨大的其他负面效应。不久前，《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刚刚出版，可见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党中央的警觉。我们认为，必须提防由于官僚主义而导致中国再次步入闭关锁国的歧途。
就以最近热议的“五个一”问题举例（即中国民航局在疫情特殊时期所要求的“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的削减国际航班政策），首先，民航局这种做法的初衷应当得到认可，毕竟控制疫情风险是当今最重要的任务，适当缩减航班到防疫可控范围很有必要的。
同时还应当认可的是，民航局并没有为了追求零风险而完全关闭国际航班，如果为了追求零风险，当然可以关闭所有国际航班甚至国内航班，但追求零感染和零风险绝对不该成为片面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付出的经济代价以及连带的生命代价，是中国社会所不可承受的。所以在大方向上，适当缩减航班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无视原来的运力配置，简单粗暴按照国家来一刀切地分配一周一个航班，则完全没有科学性可言。比如对比美国和匈牙利，原来的运力和需求可能相差一百倍，现在却同样仅仅被只允许一个航班。这样的操作，对于某些政府办事人员可能是最方便的，但对于消费者以及航空公司的伤害却极大。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采取更加科学的方式，根据实际需求来配置资源，确保将总量控制在防疫防控的承受范围之内就已足够。比如，要是能维持相当于原先10%到20%的运力，那么以中国现在的防疫水平，每天隔离或者核算测试几千人应该没有问题。在具备接待和隔离能力的前提下，不应当以任何理由拒绝中国公民的回国要求。更何况，接纳本国公民和留学生回国既是国际惯例，也是一次向对外展示国力和队内提升爱国感的历史性契机。
相比之下，如今实施的“五个一”政策，直接导致机票被炒成了天价，不光引起了广大留学生家庭的抱怨，而且还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中国与世界阻隔的风险。
历史上，由于官僚主义导致闭关锁国的例子很多。比如，清政府当年也有过对外开放的机会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出使者马嘎尔尼访华，打算与清政府建立起外交关系。如果此行成功的话，或许可以帮助中国更早也更清晰地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变化。然而，就在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谈判开始前，清政府官员却首先纠缠于马嘎尔尼是否必须对乾隆皇帝进行跪拜的礼节问题。可想而知，在政府官员始终着眼于细节却忽略大势的背景下，谈判注定不可能产生积极后果，导致中国的对外开放被推迟了很多年。回头来看，如果当时经办人员能多些为整个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以务实态度解决现实问题，是否就能绕过那些不合理的障碍呢？
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尽量保持和外界的沟通顺畅，同时合法合规地将外来负面影响控制在低水平，这就需要经办人员在实务操作上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必须避免官僚主义。否则，片面追求零风险和零差异只会导致中国与世界隔绝，形成巨大的负面成本。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刀切地屏蔽大部分国际主流搜索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互联网上，的确有一些政治谣言和敏感信息必须加以过滤，但是，简单粗暴的无差别屏蔽，就是现在能找到的最佳方案吗？其后果就是，会给国内的科研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学生在获取信息和国际交流上造成麻烦，客观上还减少了中国人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声支持祖国的机会。
如果能将官僚主义抛在一边，所有管理者都付出多一点的努力和智慧，形成一切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角度出发的责任心，我们相信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完全有能力构建起更智能也更具有管理效率的互联网环境。既在最大限度上屏蔽各类不良、虚假和违法的信息，同时又能满足大多数普通人正常国际交流的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会把交流不畅的代价降到最小。
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即使和世界隔绝，短期也是可以承受的。相比之下，如果是一个不能充分自给自足的小国与世界断航，或许很快就会趋于崩溃。应当说，这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优势，但也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短期迷惑性的陷阱。
当年的闭关锁国之后，清政府表面上也曾维持过所谓盛世，但闭关锁国所导致的科技滞后终究让中国痛苦挣扎了两百年。现在，我们必须警惕类似的陷阱，提防官僚主义再次让中国滑向闭关锁国的陷阱，哪怕其代价未必立即体现，却可能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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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已经过去
财报显示，2020年Q1携程总营收47.4亿，同比下降42%，而2019年Q1营收同比增幅为21%。
财报发布后的交易日（美东时间5月29日），携程股价上涨4.85%，收盘价对应市值158亿美元。
总体而言，携程业绩受疫情冲击比预计得轻。
就在2020年3月19日发布上个财年Q4业绩时，携程曾预测2020年Q1营收同比下降45%~50%。
2020年Q1，携程酒店、交通票、跟团游三大业务营收分别为11.55亿、23.93亿和5.23亿，同比降幅分别为62%、50%、29%。
酒店预订收入跌幅第一，不出意料。
跟团游收入跌幅为50%，比预料中最坏的情况好很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疫情对跟团游的影响存在滞后。春节跟团游可能筹划数年，全家老小期盼已久，除非万不得已不会取消。加之1月末、2月初，海外旅游目的地疫情看似轻微，出游者多少有“避祸”心态；
二是3月份跟团游出现复苏苗头。携程“旅游复兴V计划”上线后，全国已有350个目的地、500条航线、10000家酒店加入。
交通票业务跌幅小一些，大概因为“封城”时运输部门已完成春运的前一半，各地陆续“复工”又完成略微缩水的后一半。春运是中国人的刚需，无论如何都得回家团聚，无论早晚也得离家打工。
自携程推出“Boss直播+酒店预售”后，梁建章曝光率远胜董明珠，最近11场直播带来近4亿销售额。外界出现“梁建章三救携程”之说，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第二次是携程转型移动，第三次是直播。
2020年Q2，携程国内业务有望全面收复失地。但海外业务的复苏，如出境游、邮轮游，还存在很大变数。
性格内向、不喜欢凑热闹的梁建章，以2天刷1城的节奏“暴走+直播”，而且发表文章的频率不降反升，这一切反映出他的焦虑。好在“冬天”已经过去，万物开始复苏。
携程为了自救，梁建章自3月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十几场直播，画风……因地制宜
“过紧日子”
2020年Q1，携程毛利润降至35亿，同比减少46.8%，毛利润率由2019年Q1的79.3%降至74.2%。
疫情爆发以来，“四大航空公司”有民航总局《疫情期间退票政策》可依，而十几万间酒店不可能有统一规章，主要凭良心。因此OTA（在线旅行平台）酒店业务受退订冲击大于机票，这是毛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蓝色折旧代表毛利润，彩色堆叠柱代表产品费用、市场费用、行政费用，蓝色“淹彩”色才有经营利润。
可以看到每年Q4都是携程的“苦日子”，2018年Q4经营亏损1.9亿，2019年Q4取得长足进步、经营利润达到5.8亿。
正常情况下，Q1的日子好过很多。2018年Q1、2019年Q1，经营利润分别为5.9亿和8.9亿。但2020年Q1，毛利润一下减少29.6亿，尽管节衣缩食控制费用，经营亏损还是达到15.1亿。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支出安排负增长，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从财报数据来看，携程Q1已经开始过紧日子：产品费用压减8.5亿，幅度33%；市场费用压减8.4亿，幅度38%；扎眼的是行政费用，增加了11.2亿，幅度达136%。三项费用合计压减5.7亿，同比降低10%。
观察百分比视图，2020年Q1毛利润率同比降低5.1个百分点。产品费用率、市场费用率反而分别增至36%、29%，较2019年Q1分别增加5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虽然费用金额被压减，但营收减少42%，分母变小，费用率“被提高”。
再次“扎眼”的是高达41%的行政费用率，较2019年暴涨31个百分点。
携程对行政费用异常增长的解释是“为取消客房预订向酒店支付赔偿的12亿坏账准备金”，“剔除坏账准备，行政费用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9%”。
因为航司执行统一的免费退票政策，携程退订坏账准备主要来自酒店业务。
2019年Q1，该项业务营收30.2亿；2020年Q1降至11.55亿，坏账准备金达12亿，与收入相当。退订可能产生的赔付大概率已经“应收尽收”进坏账准备，不“留尾巴”，符合财务谨慎性原则。
携程CEO孙洁透露：“疫情发生以来，携程处理了数千万取消订单，涉及交易金额超过310亿元人民币；春节期间，高峰呼入量达到正常电话量的10倍；技术和产品团队通过不断更新系统实现自助退订，约90%的酒店和交通订单取消需求是在线自助完成的。”她认为“兼顾消费者退改签权益及商户健康发展，承担起社会责任符合携程长远目标”。
截至2020年3月末，携程账面现金及短期投资超过490亿，“仓禀实”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底气所在。
虽说过上了“紧日子”，携程还是全额发放了2019年度的年终奖，一线服务岗位照常加薪。
与2019年Q1不同的是，股权激励成本大幅压缩。2019年Q1，产品费用、行政费用中包含的股权激励成本分别为2.5亿、2.0亿，2020年Q1分别降至1.8亿、1.3亿，降幅分别为28.3%、32.1%，受影响最小的是销售费用，降幅亦超过20%。2020年Q1股权激励成本3.43亿、较2019年减少1.4亿，降幅接近30%。
2020年Q1经营亏损15.1亿，不计股权激励的话经营亏损11.7亿，与12亿坏账准备金十分接近。换言之，在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Q1，携程勉力做到了非GAAP盈亏平衡。
复苏睛雨表
与多数产业——如电影、民航、汽车制造——相比，旅游产品形态极为丰富，疫后恢复进度相差极大。
自驾、周边、自然风景游将率先复苏，事实上2020年Q1已有景区在采取“限流措施”的前提下恢复营业。但出境游、跟团游三季度能恢复一半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测了。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与商务、探亲、休闲类出行相关的住宿、交易票预订将迅速攀升。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线旅行平台作为“大出行”领域的总上游，不论哪个板块复苏都会提前体现为相关预订量增长。作为在旅行平台的龙头，携程是全行业景气程度的晴雨表。
或许2003年“非典”过后在线旅行的复苏过程值得参考。当年携程完整经历了“回暖——复苏——反弹”：疫情开始缓解时，行业回暖；新增确诊病例数为0，行业将进入复苏通道；疫后第一个重点出行时段，即2003年的“十一黄金周”，出现“报复性反弹”。
在资本市场，OTA业务的复苏将反应为估值修复。
受全球疫情蔓延及美股接连熔断等因素影响，携程股价出现大跳水。2020年1月17日、3月18日，携程收盘价分别为38.94美元、21.63美元，两个月间跌幅达44.5%。以2019年4月1日收盘价为基准点，2020年5月29日收盘价为基准日的60%。
2020年1月17日、3月18日，Bookin收盘价分别为2054.7美元、1233.8美元，两个月间跌幅达40%，与携程相近。而以2019年4月1日收盘价为基准点，2020年5月29日收盘价为基准日的88%，市值修复的进度比携程快。
2019年4月1日收盘，携程市值相当于Booking的32%；2020年5月29日收盘，携程市值仅为Booking的24%。
携程营收主要来自中国，Booking营收来自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中国疫情控制、经济复苏甩欧美几条街，携程市值与Bookin的差距反而扩大，形成一个价值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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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场直播，梁建章每次装扮都不同。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他打扮成“苗王”；在上海滩，他手握工兵铲，身穿皮衣、贴着假胡须，打造的是寻宝大片中的场景；在浙江，又换上温泉汗蒸服，头戴汗蒸毛巾；在成都，身穿藏装，头戴康巴汉子的英雄结，还戴着熊猫面具，表演起川剧变脸。
在此之前，梁建章几乎没关注过直播，携程之外，他更多的是研究人口问题，比如鼓励社会要多生孩子。
转身直播，形势所迫。
新冠肺炎疫情让旅游行业遭受重创，作为中国OTA老大，携程损失不可谓不重。携程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其净营业收入同比下跌45%至50%，若不计股权报酬费用，2020年第1季度运营亏损为17.5亿到18.5亿元。
梁建章向「蓝洞商业」坦承，“携程面临巨大的服务压力与资金压力，包括坏账。有些企业财务直接崩堤，有些我们合作的（公司）出现问题。”
梁建章的直播效果也很明显，前10场下来带货GMV超过3亿元。眼下，携程国际业务承压，国内美团、同程等对手也正在抢夺下沉市场。
上一次梁建章直奔业务一线、拯救携程还是在2013年，当时携程面临着转型移动互联网与应对去哪儿挑战的双重压力。
对于低谷中的国际业务，梁建章相信，几个月以后，国外市场可能会恢复得更好。目前，携程以国内为主，尤其是满足中高端旅游消费人群在国内寻找目的地的需求。低线城市有本地游的需求，受疫情影响也相对较小。携程专注挖掘、刺激旅游，随着消费逐步升级，一些产品在低线城市的需求正在显现。
5月26日，梁建章接受「蓝洞商业」等媒体采访，以下是对话摘要：
“三救携程”
问：疫情的冲击之下，你与公司管理层有哪几次关键决策？做过哪些重要调整？
梁建章：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春节在南极。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干着急也没用，就写些文章给政府提一些建议。
我是在国外（疫情）爆发之前回来的，一些朋友说，赶快推一下我们的酒店、做一些直播。后来觉得直播还挺好，就做了。
我们更紧张的是，巨大的服务压力、资金压力，包括坏账。有些企业的财务直接崩堤，有些我们合作的（公司）出现问题，但我们对客户要履行承诺，把服务做好。目前，携程财务状况没有问题，资金储备特别充足，但损失还是挺大的。
问：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
梁建章：前面说的几个其实都是很大的压力，团队的压力更大，因为主要工作由他们承担，对客户、供应商的保障。
携程肯定不是最困难的，有些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
问：两个多月，你做了十几场直播，外界称“梁建章三救携程”。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第二次是携程转型移动，第三次是直播，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梁建章：也谈不上救，这也是一种创新模式，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创新机会。第一次创业肯定是创新，把旅游搬到网上。第二次主要是移动互联网，做产品线、平台模式的拓展等等，包括国际化的拓展。
我觉得，直播是疫情当中非常适合的一个模式，正好抓住大家找优惠、找旅行灵感的需求，也算作创新，每次创新都是机会。
当然从“救”的角度也对，如果没有抓住一次创新的机会，可能就落后了，对企业来说就是危险，这次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
问：疫情之前你是否关注过直播？
梁建章：没怎么关注。
问：携程的直播为什么你做比较合适？直播中，你认为自己的人设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梁建章：我看的比较多，全世界跑的比较多，所以我能够横向比较哪些地方值得大家去。我不仅仅从客户的角度，介绍目的地、特产、地区属性，比较所有产品，是比较全面的，也更符合客户要求，更加有效率。
从拿货角度来说，可以给出更好优惠，也可以跟酒店建立更深、更长期的关系，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产品。
有的景区，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开，我们过去预售产品他们才会开。好多地方，我们是疫情以后第一批游客，我是第一个酒店客人。我们带头行动起来，他们就开了，希望趁这个机会调动起整个景区和酒店。
问：直播是否会推动携程组织模式、产品模式等发生变化？
梁建章：谈不上新的阶段。过去一直是这个趋势，现在加速了，往更加休闲度假、主题特色的模式走。
国内，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古迹、特别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就那么多，大家可能都去过。如果要找新的，肯定是一些创新的特色，另外有些地方的亲子产品做的非常全面、到位。
问：未来旅游直播能否持续，携程是否打算长期做？
梁建章：疫情期间肯定是可以做的，确实需要刺激大家，加速恢复信心，帮酒店消化多余库存。
长期来说，总要有些新的东西出来，新开的酒店、一些局部新开的航线，比较值得通过这种方式高效率地告诉大家。如果（直播）做得好，高效有优惠，还有一定需求，未来还是可以坚持的。
下沉争夺
问：此前你提到，受疫情影响2020年携程业务重心可能转向国内，低线城市会是重点方向吗？
梁建章：现在国外疫情还比较严重，还处在恢复的早期，几个月以后应该会恢复得更好。
这段时间国内为主，尤其满足中高端旅游消费人群在国内寻找目的地的需求，我们会着重把这部分产品介绍给这些人群。
问：具体业务的调整与变化呢？
梁建章：没有什么大的调整，我们直播团队越来越成熟，除了相关采购，这些工作都在逐步展开，包括跟目的地政府的一些合作、营销团队、内容制造等。
问：现在低线城市竞争比较激烈，竞争对手都在做。
梁建章：低线城市本地需求也有，而且其实是受疫情影响小的。我们还是专注做异地旅游的需求，消费会逐步升级，尤其在优惠情况下，原来四星的价格现在可以住五星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一些产品，即使在低线城市也有一定需求。我们还是注重做异地的、真正旅游的需求。
问：携程也开了一些门店，携程具体如何部署，下沉市场跟一线市场打法有什么不同？
梁建章：介绍旅游产品、旅游线路，还需要人的介入，不能完全靠线上。对于比较高端、又复杂的产品，线下门店有很重要的价值在。
携程的面比较广，产品线也比较丰富，线下有它存在的价值。
问：携程在低线城市与其他竞对有何差异化？
梁建章：我们的异地旅游需求更多一些，相对机票、火车票有更多的交叉销售，份额也会更大。低线城市用户更注重周围的头部景点，会员可能更有优势。
问：跟国内竞争对手相比，携程国际化、对于旅游产品理解方面优势明显，疫情打乱了携程的布局，竞争对手的国内地推是否正在抢占携程的份额？
梁建章：地推，携程一直在做，只不过没有特别强调这部分。
因为时间关系，直播我们只能做最高端的酒店，原来五星现在用四星的价格去卖。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四星的东西做到三星的价格，这可能不一定是直播的方式，而是通过促销频道来做。
旅游根本上还是异地游，异地旅游最有价值。本地游虽然交易量不小，但对我们这样的平台，价值没有那么大。
从根本上说，低线市场对旅游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中国头部目的地。随着消费升级，还是希望带着家人孩子到北京等目的地，他们具备消费力，只是以前时间不够。
这次暑期其实是个好机会，我希望把它带动起来。直播的可能是高星酒店，稍微便宜的产品希望能带动起来。
三个角色
问：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一些公司出现亏损，有的非常严重，整个行业会出现一些新变化或新机会吗？
梁建章：小企业比较灵活，有的就转型做其他业务。
大的像航空公司、酒店，在政府支持下还是能挺过去的，当然如果按照现在恢复的趋势看，还是比较累的。中型公司容易被毁，政府不可能去支持个人从业者。
问：有消息称，2019年12月携程收购荷兰在线旅游公司Travix，最近该交易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疫情之后，旅游行业是否会出现更多投资、并购机会？
梁建章：我们在积极推进海外布局，比如印度、欧洲等市场。Travix在欧洲做机票处于前几位，我们已经有Skyscanner（天巡），主要的人员在英国，是全球最大的（机票搜索平台）。还有Travelfusion做廉价航空。
综合起来，我们确实是全球机票极具实力的。当然现在机票业务几乎停滞，欧洲现在也还OK。当然Travix是去年年底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手续终于完成。
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希望随着欧洲航空业的恢复，尽快恢复业务。
问：携程投资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梁建章：还是在全球范围找跟我们业务能力互补的一些公司。
在机票领域，因为跟当地航空公司常年积累了很好的关系，从全球机票来说，我们有些是技术很强的，像廉价航空连接做的很好，有些优势体现在市场方面、跟消费者之间，像Skyscanner在全球很有影响力，在欧洲、印度几个主要的市场，这几个方面都可以进去。
问：你认为携程国内、国际业务各占比多少合适？
梁建章：我们的国际业务，包括出境业务和纯境外业，占35%，剩下的是其他的。所以国内也就占了一半左右，现在（受疫情影响）几乎都是国内业务。
问：你是携程董事局主席，同时还是人口经济学家，现在做直播，你的日常时间怎么安排？在几个角色之间如何切换？
梁建章：现在对几个身份都比较熟悉了，时间方面还好，我觉得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
做主播，需要考察，比如体验一些酒店，花了不少时间考察这些新东西。现在，会议、采访这些都可以网上进行，我可能在车上、高铁上，这种远程方式效率比以前要高很多。晚上可以写文章，现在内容稍微超出人口学范畴，比如旅游行业方面的，环保、政策、航班等，包括疫情开放、互联网开放。
问：你觉得你不同身份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
梁建章：主播刚刚开始，我是不是最适合，还不知道。
人口学家跟企业家，需要分析数据。主播跟经济学家相比，有很多闪光点，讲的东西很感性，这个并不是我擅长的，当然我不断努力，通过跳舞什么的进行突破。但还是要效率，有一定的数据、不断优化的过程，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人，需要非常理性地去分析。
营销表面上理性，背后有很多感性的成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还是有点共性的。但确实是要有一种让人感到有趣味和有创造性的方法，让人印象深刻的方法去介绍景点，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以前的人口问题是特别理性的，企业除了非常系统化的管理手段，也是需要远大的远景、信心。总的来说，这几个都跟创新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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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它们确实是一回事，都是导购嘛。最初的电商直播，也正是诞生于电商导购平台。
但是我们看到，如今罗永浩、梁建章、董明珠、郭广昌、李彦宏……各路大佬都亲自下场搞直播。电商直播和电视购物还是有点不一样。
今天智叔就来和大家聊一下电商直播的前世今生。
前传：电商导购
2013 年，马云面临一个抉择。
当时中国最火的两个电商导购网站“蘑菇街”和“美丽说”，已经占据了淘宝10%的订单来源，一年就从淘宝手中拿走了 6 个亿的佣金。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马云很快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再继续扶持返利网站壮大。
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阿里挥泪斩导购”。
很多人不清楚这其中的厉害。早期的淘宝，虽然商品数目堪称海量，但是由于质量良莠不齐，消费者的购物效率并不高。
基于这样的背景，第三方导购平台迅速崛起。
国内主要电商导购平台兴起时间
双方经历过一段蜜月期后，当导购平台威胁到电商平台的利益，蘑菇街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随后，蘑菇街和美丽说不得不转型——依靠多年积累的流量，走上了自建电商之路。
面对淘宝京东这样的巨头，蘑菇街和美丽说的电商之路自然不好走。 2016 年 1 月，双方终于走向合并。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蘑菇街开始孕育电商直播。
2016：缘起蘑菇街
在创始人陈琪眼里，转型是蘑菇街的常态。
在成为电商导购平台之前，蘑菇街最初是一个电商搜索工具，而后转型成为消费社区。脱离淘宝之后，蘑菇街开始转型为时尚买手，发力女性垂直电商。
一旦明确专注于为女性消费者服务，蘑菇街可以尝试的玩法就很多了。陈琪看中了直播。
2016 年被公认为直播元年，那一年，国内接连涌现出了 300 多家网络直播平台，直播用户数也快速增长。
当绝大多数玩家都专注于游戏直播、娱乐直播的时候，蘑菇街第一个吃螃蟹，把直播引入了电商带货。
2016 年 3 月，蘑菇街直播功能上线。
由此，蘑菇街逐渐成为了一个“直播+内容+电商”平台。
如今蘑菇街主要分商城和直播两个栏目
根据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在蘑菇街的整体交易额中，直播业务贡献的占比已经接近40%。
2016-2017：淘宝京东先后入局
在蘑菇街开通直播功能 2 个月后，淘宝直播正式上线。
随后的2016、 2017 年，是电商直播飞速发展的两年。彼时的市场上，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把电商直播当回事，但是薇娅赶上了好时候。
出身于“服装世家”的薇娅，最初一心想往娱乐圈发展，当模特、拍广告、做主持人，副业才是开服装店。
但是娱乐圈不好混， 2011 年，薇娅果断转战淘宝。那时候的她绝对想不到，几年之后，娱乐圈最当红的明星也会和她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薇娅与吴亦凡
2016 年 5 月，淘宝开通直播功能的第一个月，薇娅上线了。
第一场直播，只有 200 个观众，但是四个月后，薇娅用一场直播引导了 1 个亿的成交额。
当月，京东直播功能上线。
随后，淘宝京东接连发布直播达人扶持计划，投入资源以 10 亿计。作为淘宝直播一姐，薇娅也早在 2017 年就拿到了 2500 万的年佣金。
如今淘宝能在电商直播领域后来者居上，当然是有原因的。
相比于蘑菇街，淘宝有体量，相比于京东，淘宝更加面向女性消费者，受众对直播带货的接受度更好。
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最不缺的就是搅局者。很快，新玩家就下场了。
2018：抖音、快手添柴加火
与电商平台不同，抖音和快手是另一套玩法。
作为短视频平台，抖音和快手流量可观，主播众多，缺的主要是货。
2018 年，短视频平台兴起一股卖大虾、卖玉石的热潮，主播依靠原本的内容和粉丝积累，一时间卖得热火朝天。
有消费者爆料，烤虾是三无产品，外形口感与宣传天差地别
但是由于缺乏品质监管，消费者售后没有保障，这对于平台来说，绝不是长久之计。
同时，有蘑菇街们的前车之鉴，快手抖音也不可能再为他人做嫁衣。
于是， 2018 年 6 月，快手牵手有赞，发布了“短视频电商导购”解决方案。主播可以在快手开店，全部交易在快手平台完成。
随后，基于快手独特的家族文化，辛巴、散打等家族进行大规模PK，而带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家族的平台影响力，快手的带货直播由此起飞。
到 2019 年，辛巴家族横扫快手带货达人榜单前 5 名，快手也就有了能破圈的带货一哥。
抖音虽然与快手一样拥有无数主播，但在“货”方面终究比快手慢了一步。
当抖音红人李佳琦出走淘宝，淘宝集齐了全网直播带货一哥一姐，阿里成为最大赢家。抖音就要等到 2020 年斥资 6000 万签约罗永浩，才算扳回一局。
2019-2020：电商直播全面开花
“OMG，买它”入选 2019 年最火流行语，李佳琦当之无愧。
这注定是一个要写进电商直播行业历史的最具代表性的词组。
正是由于这极具煽动性的洗脑神句，电商直播才正式出圈，在 2019 年彻底火了。
2020 年，新冠疫情火上浇油。在全国上下闭门不出的情况下，电商直播成为各行业的救命稻草。
于是，线下商场、实体书店的柜姐、店员统统变身成为电商主播，企业老板亲自下场带货，明星、县长、市长们也走进了直播间。
电商直播由此百花齐放。
在行业幕后，超过 20 亿的资金投入了将近 40 多家电商直播企业，有实力的网红孵化机构已经上市敲钟。
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电商直播基地已经初具雏形。
在直播形式上，主播们走出直播间，正在走进供应链最上游的工厂和原产地。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电商直播行业，希望从中淘金。
有数据预测， 2020 年中国电商直播的交易额将突破 6000 亿，在电商市场的渗透率达到5.5%左右。
很显然，这个行业还有机会。
但是，无论对于老玩家还是行业小白来说，如何在千军万马中取胜才是难点。
一些可以参考的思路是，5G时代即将来临，农村电商市场广大，同时，中国制造、工厂白牌，以及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当中，始终都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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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最近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网红带货主播：4月2日，他身着古装汉服直播推广湖州旅游，全程1小时总互动人次171万，销售额达2691万元；3月23日，现身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1小时卖掉了价值1000万元的酒店套餐……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出行计划，是携程网率先启动2亿元保障金并向全球发起“安心取消”倡议，最大程度减少消费者损失。面对受创巨大的旅游业，也是携程网率先启动“旅游复兴V计划”，投入10亿元基金联合万家品牌“抱团取暖”谋求行业复苏。
为什么是携程？梁建章曾如是说：“这是令人骄傲的旅游公司，这是最好的行业，这里有最幸福的工作。”
“火力全开”的服务体系
疫情暴发初期，无数用户纷纷放弃出行计划，这种集中而剧烈的退改潮，让大量企业措手不及。然而，携程在第一时间“火力全开”，积极响应用户为先，迅速组织起全球旅游产业链的各类供应商，有序逐步消化了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
1月21日至2月21日，携程经历了一段完整的“战疫”周期。在此期间，携程组织协调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万供应商，为数亿用户处理了千万量级退改订单需求。大灾面前，携程和供应商伙伴逆势而上，为用户提供了高于法定基准的退改政策，尽全力为用户挽回损失。
截至1月29日，疫情导致订单咨询量同比增长405%。为承接这一前所未见的“巨浪时刻”，携程整个服务体系运转至极限，最高峰承压是日常状态的10倍。为此，他们动员了1.5万人的团队联动，出台了25项用户与供应商的保障政策，涉及全球机票、酒店、度假产品、邮轮、火车票、船票等平台全品类的订单。除了启动保障用户的2亿元重大灾害保障金之外，他们还启动了100亿元的小微贷款，鼎力扶持供应商伙伴共渡难关。
“疫情可能一年后才能真正结束，在此期间，企业特别要注意的是练好内功，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梁建章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毫无疑问，携程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那么，携程能够迅速响应以及支撑疫情冲击的基础是什么？
对此，梁建章回答：一是以客户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化。携程对于此次疫情的快速处置，得益于公司在2005年开始建立的重大灾害旅游体验保障基金。这笔基金本着客户第一的理念用于突发灾害消费者损失补偿，已经持续10余年，令携程在面对客户价值和收益损失的平衡时能快速做出决定。
二是中国OTA（在线旅游服务商）全球化令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除了拥有3亿中国用户，携程还拥有1亿海外用户，海外业务的正常运行提升了企业抗风险总体能力。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和成果显现，这种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正是携程拥有的这些特质、在疫情期间做出的举措，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待到行业复苏暖意渐浓之时，我们会在山花烂漫之处重逢，共同书写接下来的故事。”梁建章说。
与中国旅游业共成长
此次疫情的影响之大超过了17年前的“非典”疫情。而17年前，中国的旅游厂商还不能如此迅速构建起平台新规则、组织动员起全产业链的供应商，以一种有序高效姿态共同抗击灾害带来的巨大冲击。
毕竟17年前的携程，主要业务仍是机场发卡和电话预订——是个中小体量、业务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
“携程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旅游业走向世界的成长史。”梁建章说。
梁建章是复旦大学少年班第一届学生，名副其实的“学霸”；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美国硅谷从事技术工作多年。1999年，刚刚30岁的梁建章回国创业。
“1999年，互联网热潮席卷全球，与这几年智能手机带来的创业潮一模一样。地铁车厢、街头巷尾，你总能听见有人说要建个网站。季琦和我也有了做一个网站的想法。而且，我们对此有着高度共识——那就是互联网最大的机会应该在中国。”梁建章回忆说。
之所以选择旅游业，则因为梁建章是个重度旅游爱好者。在美国读书生活时，他就喜欢拿着地图，自己开车、订酒店、寻找旅游路线，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旅游。
那时，美国在线旅游服务商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而国内旅游行业发展仍很滞后。梁建章表示，自己最终选择旅游业，首先是出于对国内旅游市场的预期。当时国内旅行社很难满足他的出行需求，服务也很不到位。此外，旅游业的想象空间非常大，1998年中国的旅游业规模就达到2391亿元，旅游消费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
“我们将创业目标瞄准了旅游业，其实当时也没做深入调研，只是一种直觉。”梁建章说。
有了创意后，构建团队成了创业的关键。梁建章与季琦、沈南鹏在分工上形成了强大优势互补：梁建章有技术背景；沈南鹏是耶鲁MBA，具有多年投资经验，具备相当的融资能力和宏观决策能力；季琦则有着丰富创业经验，擅长管理、销售。后来，三人又找到了上海旅行社总经理范敏加盟。
于是，1999年，携程管理团队正式构建，携程旅行网诞生了！
“旅游是人类唯一昂贵精神需求”
梁建章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是有名的人口经济学专家。因此，旅游、人口、创新经济学这三者在梁建章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
梁建章向记者坦言，学者与企业家这两个身份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拥有双重角色的优势，就是能够从行业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会更加深入。
因此，梁建章得出了独到见解：“旅游业将成为仅次于健康之后最重要的产业，因为人的物质需求会饱和，精神需求则不会，旅游就是一种精神需求，并且是人类唯一昂贵的精神需求。因此，旅游业的规模完全可能超越实体商品交易。”
2019年，携程全年的总交易额达8650亿元，同比增长19%，继续保持全球在线旅游行业第一。成立以来，携程在旅行服务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例如：建立了第一个大规模联络中心，第一个推出精细化服务流程指标。梁建章强调说：“必须牢记携程的成功是来自于携程创造的服务价值，过去是这样，未来更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把携程建设成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服务品牌之一。”
他还表示，携程目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即“国内深耕细作”与“国际开拓创新”。
在国内，携程会更关注西安、重庆等非一线城市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与当地政府合力，将这些城市打造为全域旅游发展样板城市。在国外，携程将不断增加跨国投资与技术研发投入，通过旅游领域更多创新，满足境内外游客需求。梁建章早已清晰地看到旅游产业未来的大趋势——“互联网+旅游业”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但这种变革才刚刚开始。
携程一直着眼于全球布局，近两年，他们完成了对印度、北美等地的一系列产业布局：2016年，投资了印度在线旅游网站MakeMytrip，并战略投资了美国3大旅行社途风、海鸥和纵横等；2017年以来，爱尔兰旅游局、葡萄牙旅游局、奥地利旅游局均先后与携程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梁建章认为，随着互联网发展，中国服务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他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互联网企业放开手脚，创新服务，公平竞争，尽快把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推向全世界。
“对于旅游业而言，新经济体系带来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携程相信顺应变化、拥抱变化，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梁建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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