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的“婚姻冷静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虽然通过之后再去争议，已经毫无意义，但总比默默地就这么接受了好，以后出了连带反应也是“冤有头，债有主”。

比如知乎一条高回答的问题是：“离婚冷静期的设立，会进一步降低结婚率吗？”

下面的答案，大都认为“会”。从逻辑上说，我也觉得会，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成本”。

王尔德有云：什么是离婚的最大原因？结婚。

虽然是王尔德的调侃，但比一堆婚姻专家更接近问题的本质：所有企图增加离婚成本的制度，最后都会增加结婚的成本。

这个问题后面有答案给出了“制度成本”的实例：

法国法律直接规定，结婚6个月之内不允许离婚，单方面诉讼离婚，需要分居三年以上，结果导致59％的新生儿都是非婚生孩子。

德国女性就业率低，所以法律规定离婚时，男方要付出高额的赡养费，普通男人离了两次婚就离破产不远了，结果同样是大家纷纷选择同居不结婚。

离中国女性更近的例子是，法律对职场孕妇权利的保护，反而导致女性求职时倍受歧视。

制度都有成本，如果成本支付者远离立法者的视线，其结果就是远离制度初衷。

按理说，这些都是常识，立法者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立法者明知争议巨大，还要强行立法？

有法学家为“离婚冷静期”给出了几条解释：

（1）离婚冷静期不适用于所有离婚情形，例如家暴、婚内出轨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况到法院去离婚的话，就没有“冷静期”的适用问题

（2）公民具有离婚自由，所以“冷静期”制度只适用于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协议离婚的冲动型离婚

（3）离婚会对整个社会有一些不良影响，因为社会是由个人家庭所组成的

（4）离婚会带来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5）彼此经过30天冷静考虑如果还是要离婚，尊重和保障他们的离婚权利

很好，因为立法者的思维惯性，就藏在这五条解释之中。

2 离婚需要“后悔权”吗？

按照法学家的解释，离婚冷静期只适用于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协议离婚的冲动型离婚，不适用于家暴、婚内出轨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况。

看起来好像把火力集中到“冲动离婚”这一点上，有定向“给药”的意思，只不过，药方开错了，再精准都没有用。

立法者应该好好学一学婚姻心理学。

夫妻离婚总是从吵架开始的，然后危机慢慢升级，一般夫妻一开始还是会尽量避免进入离婚的法律程度，因为谁都知道，走到那一步就回不了头了。

但“冷静期”的意思好像在说：今天我们的“离婚”可以不算数，就像“过娃娃家”一样，既然可以“不算数”，那就先离再吵。

但30天真能当“后悔药”吃吗？夫妻吵架时说“离婚”，常常是相互威胁，希望对方能妥协。可一进入离婚的法律程序，就迈过了最难的心理门槛，行动就有了惯性，30天的冷静期怕是远远不够。

所以离婚冷静期最大的结果，就是夫妻将更快地从吵架到离婚行动上——因为还有30天可以反悔嘛。

“离婚冷静期”看上去是给当事人“后悔权”，但它恰恰违反了“后悔权”的本意。

最典型的“后悔权”是保险合同中的“犹豫期”，投保人可以在收到保险合同的10天内退保而不承担任何损失，这是因为保险条款过于复杂，投保人常常在保险代理的误导下买保险。

还有ATM转账“24小时内可撤销”的规定，同样是为了保护电话诈骗中的受害者。

一个人因为受到他人的欺骗，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反悔；但如果仅仅是自己的冲动行事，就不应该给他们“时光倒流”的权利，这不但事关社会公平，而且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学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之前有一个新闻，有熊孩子偷偷拿父母的手机打游戏充值上万，找到腾讯，腾讯给退了。结果几个月后，熊孩子父母再次找到腾讯，说孩子又给游戏充值了，要求腾讯退钱。

腾讯当然不是傻子，拒绝了这个要求。

真相不难猜，无非三种：第一、父母发现有空子可钻，自己偷玩游戏；第二、从一开始就是父母玩的游戏；第三、父母发现钱还能要回来，不当回事，结果又让孩子钻了空子。

你看，一旦开了“游戏充值可退钱”的反悔权，其结果，轻者令当事人更加不负责任，重者反而激发了人的罪恶念头。

在保险合同的“犹豫权”和ATM转账的“24小时撤销期”，交易双方在信息上处于明显的不平等的地位，“后悔权”是法律赋予弱者的权利，

但在离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后悔权就成了夏娃的苹果。

当然，法律专家的另外两条解释认为，离婚不但是当事人的问题，也会对社会和子女造成影响，这就就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了。

那么，这是“离婚冷静期”的正当理由吗？

3 立法的“民意”基础

到底是一对半夜里砸东西的夫妻对这个社会不良影响大，还是一个普通的离异家庭影响大？

到底是三天两头吵架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大，还是单身妈妈爸爸对孩子健康成长更不利呢？

这些两难的问题，答案其实不在问题本身，而是取决于你更赞同“离婚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还是“家庭是社会一分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但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它都是个人观点，不应该成为立法依据。但现实是，认为政府要管一管“随便离婚”，是中国社会相当顽固的主流看法。

这才是这条立法的“民意”基础：明知不能管，也管不了，但又迫于某些压力不能不管。

最能体现这个心态的是最后一条“彼此经过30天冷静考虑如果还是要离婚，尊重和保障他们的离婚权利”——既承认离婚是权利，又要剥夺其中的部分。

但正如前面说的，很多制度总是事与愿违，所有提高离婚成本的压力，都会提高结婚的成本。

4 立法者要“畏因”

佛教中有一句话：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意思是说，凡事“有因必有果”，世人看到好事就高兴，遇上坏事就垂头丧气，因为众生看万事都是“果”，只有高人才能将其看成“因”。

股市上涨，散户开心，因为他们将之看成“结果”，但高手却更谨慎了，因为他们将之看成“因”，“上涨之因”必会累积成“下跌之果”。反之，股市下跌，开心的是高手，既看到了“果”——前期上涨之“因”积累的风险已经释放，也将之看成“因”——跌多了，自然会涨。

经历了几次失败的恋爱后，终于与满意的对象喜结良缘，你很开心，因为你将之看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殊不知这也是一个“因”——你的几个“前任”就是你这次选择的“机会成本”，它们都将在你日后婚姻不顺心之时，给你吃下一粒粒“后悔药”。

普通人“畏果”，只有后果活生生地发生在面前时，才会感到害怕。所以法律制度一定要明确定义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处处拦着他们的决定，给他们“后悔权”，反而淡化了他们的“畏果”。

“菩萨畏因”，是说立法者要有“菩萨心肠”，不是指仁慈，而是既要把一个法律看成结果，也要看成原因，而后者尤其重要。

立法者理清一条法律的因果关系，可能比权衡斟酌法律条文本身更困难，特别是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比如婚姻。

婚姻是两个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人被强行变成一个“联合经济体”，所以大部分涉及经济活动的法律，都跟婚姻法扯上了关系。

买房要限购，所以有假离婚；车牌不让转让，所以有了假结婚。任何一个看似合理的法律、规定，都会让原本单纯的婚姻关系进入立法者的视线。

离婚冷静期不是完全没道理，而是不能强制，立法者要“畏因”。婚姻和家庭，政府出面只会越管越乱，就是典型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虽然这个世界必然存在一类人，你告诉他们后果也没用，既不畏“果”，也不畏“因”。

但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强制要求所有人履行“后悔义务”，因为这是更大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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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60天里，只要一方有不同的意见，当初的协议离婚申请就无效了。

从人们在网上的留言讨论来看，大多是对离婚冷静期的反对和恐惧。

有人认为冷静期抬高了离婚门槛，使得被家暴的人更难离婚了。

但专家们说，冷静期只适用于协议离婚，而家暴通常需要诉讼离婚，不受冷静期影响。

还有人认为冷静期本质上干预了宪法规定的个人婚姻自由。

但专家们说，冷静期只能阻止冲动离婚的人， 真正要离婚的人一个月后还是可以离婚的。

另外，在支持者看来，因为离婚会给夫妻双方和孩子都带来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提高离婚的门槛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夫妻双方以及家庭的幸福。

除了这些直接的目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背后的真实用意——通过冷静期减低离婚率，来稳定家庭结构、提高生育率。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新增的离婚冷静期真的合理吗？对保护婚姻和稳定社会，离婚冷静期真的有效吗？

“因为很多人冲动离婚，所以需要冷静期”的逻辑谬误

白岩松的一段报道非常好地概括了很多支持者的观点：“这不是要限制离婚自由，而是现在越来越多有这种冲动地、轻率地决定要离婚的念头”。

另外，他还指出，离婚冷静期在过去几年已经进行了试点，所以现在才写进《民法典》中。

按照这个逻辑，冷静期的合理性至少应基于两个条件：1）很多人冲动离婚；2）冷静期试点的结果有效，具有普适性。

但从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说明有“很多人”冲动离婚。

蒋胜男引用《2016年中国婚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指出，“闪婚闪离、草率结婚离婚”的人数不足5%，尽管这个数据也存在一定争议性，但“法律不应该用小部分人的情况来一刀切地对待整个想要离婚的群体”。其他的报道则试图通过证明“冷静期实测有效”，来侧面证明冲动离婚的人很多。

例如，在2015年的一篇题为《离婚前先请专家来劝，这项服务将由政府买单》的文章里，苏州民政局工作人员称，2014年苏州离婚的16432对夫妻中，冲动型离婚的占了1/3以上。

但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来界定这些夫妻是否属于“冲动型离婚”呢？

文章里只给出了一组数据试图佐证“冲动离婚率”之高：2014年苏州各区出动了专业婚姻家庭咨询师对1758对要离婚的夫妻进行了劝和，成功劝和了608对，成功率为34.6%。但是，这就可以说明1/3的人都是冲动离婚吗？

类似的算法还发生在报道法院试行“离婚冷静期”的文章里——记者通过计算在法官筛选的16对夫妻中，10对夫妻在冷静期到期后，有5对取消了离婚诉讼，从而得到了“离婚冷静期使半数夫妻和好”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是极其没有根据的，它至少犯了两个常识性谬误：

第一，被劝和或被要求冷静的夫妻都是经过筛选的。

也就是说，工作人员明白干预手段在他们身上可能更有效，所以最后得出的成功比例并不具备普适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所有10,000名学生的学校里，校长筛选了10位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进行奥数培训，最后有5人在奥数比赛中得到了满分，那么，这可以说明这所学校有50%的学生都是可以通过培训得到奥数满分的吗？

其次，和解成功是怎样测量的？

当下取消了离婚的要求，是否等于未来三五年内都不会再次提出离婚？另外，这些“和好”，是否因为受到了胁迫或限制必须撤销离婚申请，并无从得知。

而撤销了离婚申请是否就等于“婚姻和家庭幸福得到了保障”？就像没有人会把切除癌细胞等同于病人完全康复，那么为什么可以把撤销离婚申请看成是夫妻和好、婚姻危机的解除？

另外，眼尖的人也许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苏州民政局的劝和成功比例是在专业婚姻咨询师的干预下得到的，而不是简单的“离婚冷静期”。

而过去真正的离婚冷静期只在一些地区的法院进行试点，也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只来源于诉讼离婚，并不是协议离婚。

所以，这次的协议离婚冷静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到底在哪里？

离婚，就等于“不幸福”吗？

虽然网上的反对声如潮，但一定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会支持离婚冷静期。而认为离婚比留在一段不幸的婚姻还要糟糕的人，也绝不在少数。

以至于无论是否了解别人的婚姻状况，很多人都会非常理直气壮地去劝和，甚至直接阻止别人离婚。

例如前几年报道过一位武汉市的婚姻登记员以网络故障、机器坏了等各种谎言来阻止前来登记离婚的夫妻，声称自己挽救了500多对濒临破裂的婚姻。她的行为还受到了表彰，被称为“最美红娘”。

这种行为直接反应了一种价值观下的现实——婚姻是社会身份的象征，是一个奖杯。

拥有这个奖杯，哪怕它有毒，也一定好过没有这个奖杯。

所以很多人会更关心是否离婚的那个结果，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要离婚，和因为无法离婚可能产生的后果。

可是，婚姻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是一种生活状态，是夫妻每天呼吸着的环境，是他们的空气。

而糟糕的婚姻关系就像有害的空气，或快或慢地侵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旁观者没有资格去评判说“就算真的有毒，我觉得你们再忍一个月也没关系”。

《最完美的离婚》

如果双方有可能改善这个有害的生活环境，当然是很好的，也是很幸运的。可如果改变不了，尽快逃离才是更明智、更健康的选择。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糟糕的婚姻和心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年纪越大，这个关系就越强烈（Liu & Waite, 2014）。

另一项研究也表明（Umberson, Williams, Powers, Liu & Needham, 2006），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婚姻越不满的人会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越糟糕。

也就是说，糟糕的婚姻不是一个“忍一忍”就会好的事情，它反而很有可能成为中老年人的健康隐患。

比起困在糟糕的婚姻中，更自由的离婚却可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项研究（Stevenson & Wolfers, 2006）在比较了美国各州离婚法律之后发现，在允许单方面结束婚姻关系的州，女性的自杀率会降低8~16%，家暴会减少30%，同时被伴侣杀害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10%。

不是每一个被家暴的人都有能力进行诉讼离婚的，很遗憾，我们的法律不但没有要为这些弱者提供便捷，反而在一条可能通往解放的路上再砌上了一堵墙，就好像他们受到的折磨、翻过的障碍，还不够多似的。

詹青云微博

旁观者常常无条件地反对夫妻离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杀伤力最大的理由——孩子。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有“完整”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才是最好的，即使这个完整的家庭里有许多的矛盾、争吵、暴力和冷暴力，对孩子来说都好过一个“破碎”的家庭。

可是，对孩子成长有益的，并不是简单地由父亲和母亲组成的家庭的那个形象，而是这个家庭里营造的氛围。

许多研究表明父母离婚对孩子会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负面影响并不一定来自于离婚本身，这些离婚家庭中已经长期存在的冲突才是最主要原因（Zimet & Jacob, 2001）。

事实上，无论离婚与否，父母间的冲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都是负面的（Emery, 1982）。更重要的是，比起已经离婚的家庭，有很多冲突且未离婚的家庭对孩子的伤害反而更大（Amato & Keith, 1991）。而离婚后，随着父母的冲突下降，孩子的一些行为问题也会减少（Hetherington, Cox & Cox, 1982）。

《婚姻故事》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离婚并不是原罪。家长也不需要背负这样沉重的负担，而强行把自己困在不幸的婚姻中。

父母是孩子获得安全感、学习如何理解情感，以及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的最主要途径。但当父母自己深陷情绪和关系的泥沼时，又如何给孩子提供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呢？

所以，无论是为了夫妻双方还是孩子，离婚都不见是一件坏事，它有时甚至可能是问题的解药。

抓错的药方，不变的结局

大家都明白，把离婚冷静期写进法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家庭的幸福了，它还背负着让社会稳定，让人丁兴旺的重任。

近十几年来，中国不断升高的离婚率和下降的结婚率是明显的大趋势。特别是自2003年施行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将离婚登记在1个月内办理改为当场拿到离婚证——之后，离婚率从03年的1.05‰一路飙升至18年的3.2‰。

所以，关于是否能降低离婚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登记离婚难度增加，成功登记的人数就会降低，而只要我国的平均人口数不出现负增长，离婚率必然也会降低（某年的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某年的平均人口数×1000‰）。

研究表明，韩国从2004年开始了离婚冷静期后，离婚率出现显著的下降（Lee, 2013）。基于此，我们的确可以很有信心地预测，未来数年内离婚率的数字会更“好看”。

但这会改变近些年下跌的结婚率的走势吗？

未来结婚的主力军是80、90后，但他们也是“前浪”眼中拉高离婚率的主力军。

在几乎所有关于离婚率和冷静期的报道叙事中，80、90后的年轻人“被认为”是缺乏责任心和沟通理解能力的，是为了追求一时的快感而冲动结婚的，所以才需要离婚冷静期来直接约束他们的“过分自由”。

《最完美的离婚》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没有理由会认为在给婚姻的出口砌上一堵墙之后，只是“为了追求快感”的年轻人还会一头栽到婚姻里来。他们完全可以去用别的方式追求刺激和甜蜜，何必给自己添堵呢？

同理，这样只顾自己享乐，毫无责任心的年轻一代人，更不会去想要生养小孩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预见生育率继续断崖式的下跌，没有小孩也没有伴侣的人将越来越多，老龄化社会也将加速到来。

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提高生育率、结婚率来让社会更繁荣稳定的话，那么离婚冷静期作为解决方法，它的底层逻辑和输出结果恰恰是和这个目的相悖的。

所以，离婚冷静期更像是病急乱投医，找错了病根，还抓错了药，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结局已经没有悬念。

当前浪们指责年轻人冲动、不负责任的同时，不妨想一想年轻人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面对的是怎样的未来。

要稳定家庭生活？可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996甚至007都已经是工作常态，他们在家的时间都很难有了，拿什么去维护家庭生活？

难道拿996辛苦工作赚到的钱来稳固家庭生活吗？且不说是否可以用钱来维护感情，就说在还完房贷、车贷之后，还有多少能去拿来增进夫妻感情？

那不如生个小孩来增进夫妻关系，稳固家庭结构？那么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区房准备好了吗？就算砸重金买房了，学区突然变了怎么办？上了学之后，谁来从996中脱身给孩子辅导功课？而夫妻把全部精力和金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更稳固了吗？

所以，现代社会面临的婚姻和生育问题，不是由年轻人本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而是这个社会使得他们必须专注眼前得失，在不安和焦虑中自顾不暇。

当双休、年假、食堂、合格的社会保障、平等的教育等等社会福利，早已逐渐演变成“传说”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坐在一条船上共同划桨前进的人，而是一个个掉进海里，拼命扑腾只为不沉下去的人。

这样高压的生存方式，又如何寄希望于两个人可以一直保持手拉手的“扑腾”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船，而不是在扑腾的时候，还把我们的手禁锢在一起的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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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到缴纳物业费、处理离婚纠纷……这部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的法典，通过7编加附则、84章、1260个条文，几乎为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行为规范和依据。该草案在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参与了从2014年开始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对于此次即将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离婚冷静期”、“高空抛物”、“抢夺方向盘”等话题，杨立新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进行了解读。

离婚冷静期

让“可离可不离”的人再思考一下

此话题在微博引发热议。网络截图

案例：离婚率逐年走高

根据民政部召开的2020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情况，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

一名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往协议离婚，夫妻双方需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持离婚协议书、结婚证、身份证明等材料登记申请离婚。

“离婚登记员当场受理申请后会分开询问当事人意愿，会进行劝说调解，如果双方坚持离婚，那么双方会填写《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提交离婚协议等进行登记，离婚证当场便可以下发。”律师介绍说。

亮点：为离婚设立的30天“缓冲期”

即将审议出台的《民法典（草案）》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上述为离婚设立的30天“缓冲期”，被称作“离婚冷静期”。

根据新京报记者统计，目前社会以及网络上对此存在两种立场鲜明的看法，一种认为该规定给了夫妻双方足够的“后悔时间”，随时撤销离婚避免冲动而后悔；另一种则认为，夫妻情感破裂协议离婚是权利自由，设立冷静期会导致转移财产、打击报复甚至滋生家庭暴力。

专家分析：设立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了解决离婚率逐年增加的问题

杨立新认为，“离婚冷静期”设立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了解决离婚率逐年增加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离婚程序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存在很多的草率离婚、冲动离婚的现象。”杨立新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就像是给离婚增加了一个“门槛”。在韩国与德国，都有类似的规定。

“目前的规定是30天的时间，但这个规定没有区分特殊情况。”杨立新说，比如双方有激烈的冲突、存在家庭暴力或者虐待的情况，“这些都应该都不受冷静期的限制。”上述这些情况，也需要在执行中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其他的规章，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两个人真正想离婚，是没有办法冷静的。”杨立新说，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让“可离可不离”的人再思考一下，并不是限制离婚，也不侵犯离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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