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撤销”训诫书，不彻底推翻当时的训诫，也不宣布抓几个高官吗？另外，对武汉抗疫的初期表现也没有个定论吗？一些人大概会觉得“不过瘾”。

首先，按照老胡理解，这是“涉李文亮”调查组，而不是武汉、湖北抗疫初期表现的调查组。关于后者，武汉初期行动迟缓、应对不力已是中国上下的共识，老胡相信国家肯定会另外调查，严厉追责。我认为，公众值得进一步期待：疫情结束时国家必将开展全面总结，该有的进一步追责不会缺席。

就涉李文亮的事情来说，大家注意，3月初他已经被国家评为全国防疫先进个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显然也与监委调查组的前期工作有关。加上现在正式撤销当初公安部门对他的训诫，这两项进展标志着李文亮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国家给予了他应有的肯定和尊重。

值得指出的是，公众舆论对推动这些变化发挥了作用，国家监委成立级别很高的调查组，就是对舆论强烈反应的回应。调查组最终促成了纠正，这应当看成是官方顺应民意，实事求是是这个国家终极原则的验证。出错总会有，但要做到正视并及时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关键能力。

李文亮的遭遇是公众围绕这场灾难的一个记忆痛点，它从侧面揭示了武汉在疫情早期的应对不力，以及公众对此的态度。我们的社会需要比这个调查组工作范围大得多的事件回溯，促进对教训的汲取。但随着监委调查组还了李文亮一个公道，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认识这场灾难的大的逻辑和方向。

这个调查组比其他三个调查组开展工作的时间都长，是最后一个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的。这反映了它的工作难度最大，对每一个事实都需反复核对，必须经得起公众舆论的最大聚焦，也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李文亮病亡时出现了舆情海啸，他被贴上一些标签，负载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情绪。那是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公众对武汉的早期应对强烈不满，国家出手后从武汉封城到各地抗疫的效果走向尚不明朗。舆情的复杂让李文亮事件附加了额外意义，它们哪些属于李文亮事件自带的，哪些属于应当剥离的，都需要认真甄别。

老胡认为，监委调查组不被社会上乃至国内外的各种情绪和意见左右，唯一的武器就是以事实为中心，既不立场先行，也不左顾右盼。社会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而坚持这个态度也往往是最具挑战的。

舆论场上的“事实”有时会受到价值观和愿望的再排列。通过还原涉李文亮的原汁原味的所有情况，让调查忠于事实，公众也都接受真正的事实，这是中国社会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成熟的一段过程。

涉李文亮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总体看它还了李文亮一个公道。然而对新冠疫情在SARS过去17年后重新在这个国家暴发的教训总结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会通过相关的追责体现出来。让我们的防疫体系更加强大、灵敏并且有效，也让整个国家举一反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涉李文亮调查组画上的不是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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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我对“南方系”媒体很敬佩，也敬佩胡舒立，他们开了中国批判之先河，当初他们开始创业，往前闯的时候受到各种压力，他们突破了。而我们在经历另外一次创业， 在媒体里另外拉出一种办报的方式。“南方系”的方式是批判，他们的新闻模式是把西方媒体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提升了中国媒体的品质，非常了不起的开拓。今天《环球时报》也在做开拓的事情，我们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报道一个复杂的中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开拓新的语言方式。

记者：你经常说代表中国主流的声音，你怎么定义主流声音？

胡锡进：拿什么是主流做定义毫无意义，但我觉得主流的范围是，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参与者、收益者。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了，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大家对改革有基本认同，那就是中国需要改革，但需要渐进式改革，不要搞极端。持有这种意见的人是主流声音，他们认同国家发展道路，认同爱国主义。我不认为支持完全走美国道路的人是大多数，很多人骂共产党，不过是发泄一口气，真到国家大混乱的时候，打碎了旧世界，新世界又没影子，人们不会愿意的。

记者：你怎么看民间声音，尤其是一些媒体声音总是跟政府对立？

胡锡进：我一遇见新闻管理机关的人就跟他们说，现在媒体很多人站到政府的对立面，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媒体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差，以前新闻人处在国家的重要层面，政治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现在都是媒体民工，包括我本人，现在也没有事业编制，媒体人政治地位越来越低，收入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不受尊重，这批人都一肚子气啊。媒体长期这样，一定会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记者：接到禁令时你怎么办？

胡锡进：当然也要执行，但有些问题，关键看你会不会报，我们还是找最大公约数，领导也接受，读者也接受。前提是忠于基本事实，不能扭曲，我觉得我们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很多敏感话题我们还都报了。

记者：那管理部门对《环球时报》还是网开一面的？

胡锡进：怎么能叫网开一面？我们是往前闯啊！我们在英文版“六四”周年报道的时候，是严格保密的不让任何人知道。我跟大家说不许上网啊，就怕哪个领导看见了来阻止我们，后来中宣部来调查我们看我们的影响，我们写了说明递上去，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是英文报纸(指《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者注)，这个是英文报纸不能面向国内，因为国内很敏感，我们做到了中文一个字没有。所有的报道都说是《环球时报》做了历史性的一次。

记者:《环球时报》对中国报道的立场是什么？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有局限性，谁都做不到全面，中国像一条大河，每个人描述都不同，渔夫驾着条小船在大河里过激流险滩是一种感受，而站在山顶看又是另一种认识，我们努力做到的是，既明白激流险滩，又看到大河东去。所有的感受结合才真正的了解这条河，了解中国。谁都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南都、新京报、网络、老百姓自己各有看法，外面还有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对中国看法也不会一致，谁能说中国是什么？我们只能尽量说全面一点。

记者：有评价认为你们是拥护中国强硬外交的民族主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怎么叫民族主义，我看日本也很民族主义，把钓鱼岛“国有化”这是不是民族主义，美国媒体批评美国运动员穿中国的衣服，这算不算民族主义？

为什么他们这样说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我们一维护中国利益就成了民族主义？因为话语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爱国主义在网上是一个很臭的词儿，这是被完全洗脑了，国内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跟着美国一块儿搞，比如说，我们只要一批评俄罗斯、朝鲜，他们就说，《环球时报》做得好；批评美国的时候就说《环球时报》错了。他们出发点发生了偏移，他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都发生了错误，非常可惜。

记者：你怎么看别的媒体对你的批评？

胡锡进：我不赞成媒体间相互攻击，我们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可以争论，但是不能说《环球时报》有恶毒的目的，这是很无礼的。我从来不点名媒体，一家没有。我只是对观点不同意，我批的是观点，不对它后面的媒体怎么样。

做媒体啊，在中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不容易，大家彼此相互推动，体谅、促进、竞争，但别互相糟蹋。

你说现在说点取悦舆论的话多容易啊，公开透明，说任何话，接受监督，这话还用说么？本来就该如此，天天说这种话，完了骂政府，多容易。但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多难啊。大家都愿意选择那容易的事情，但只有这些也不行啊。是得有人去批评，批判、但还得有我们这样客观的分析者，这几种声音都得存在社会才是完整的。

记者：听说《环球时报》常受到宣传部门褒奖？

胡锡进：那你没看到我受批评的。《环球时报》争取到今天的话题尺度，是一步步闯出来的。每天晚上都要做决定，这个能不能登，那个能不能报，压力多大啊。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个检查都得写，共产党这个体制，(出问题)不是我一人扛着，撤了我就完了，我还有领导呢。我不是当年那个跟领导指着鼻子吵架的男生，我有更多的责任感，不能连累我的上级跟着难受。

记者：往前闯的时候你恐惧过失去吗？

胡锡进：谁愿意失去啊，但还有对自由、理想的渴望，强烈度超过对失去的恐惧。当然也要平衡，只有平衡好了才能走得更远。但是平衡来平衡去，最后还是会有危险，如果你畏惧最后那点危险，想让自己很安全，你就什么都别做了。我们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畏惧最后那点危险，我们往前走了。

记者：你怎么判断安全红线在哪里？

胡锡进：我相信自己大的安全就是，我做的事情在维护国家利益，在维护整个大众的利益，我相信大多数人能读懂《环球时报》在写什么、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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