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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于我们工作开展（新项目发掘）的确有一些影响，比如面对面的会议没有办法开展，但我们正在用远程办公的形式来尽量弥补。”英特尔资本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经理王天琳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王天琳认为，这次的疫情不会对公司的投资节奏产生过多影响。
“过去在中国，我们坚持每年投资5到8家初创公司，不管经济周期是高速发展还是所谓的寒冬，或者是暂时的疫情，我们肯定保持这样的节奏。至于行业的时间点可能取决于疫情。”王天琳表示。
1991年成立的英特尔资本已经基本验证了自己扛周期的能力，也在这次疫情影响凸显时，尽快对被投公司作出了反应。
“疫情刚开始那几天、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的时候，我们便提醒被投公司注意现金流管理。”王天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粗略来讲，他们的收入、融资、客户、供应商甚至员工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后来又）提供了专业的压力测试模型供他们进行分析，然后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
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是从1998年开始的，目前为止有超过140家被投企业、投资总额超过20亿美元，其中包括刚刚进入中国时投出的搜狐和金山。在王天琳看来，这两家公司足以解释英特尔资本的战略投资逻辑。
“1998年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那个年代互联网上没有太多的内容，电脑里都没有太多的中文软件，所以我们投资了搜狐和金山。”王天琳说，“我们互相帮助，把PC和服务器的生态系统一点一点做大。我们理解的战略回报是双向的，被投公司和英特尔都可以得到战略回报。“
全球看来，作为一家CVC（企业风险投资），1991年成立的英特尔资本用近30年时间投出了1544家企业，总额超过120亿美金。当中超过200家上市，超过400家被并购，成功退出比例超过40%。
这样的投资成绩和回报与其投资风格有直接的联系。
“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战略投资人，既注重战略回报，也注重财务回报。”王天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跟财务投资人比较，CVC相对略显保守，一般情况下都是扮演配角。我们这方面不太一样，我们是属于积极主动的风格，基本上是以领投为主。”据悉，截至2017年，英特尔资本有70%的项目为领投。
尽管投资风格略显激进，但英特尔资本在投资策略上几乎没有离开过一个核心：数据。
“迄今为止，全球超过一半的数据是过去两年中产生的，但仅有不到2%的数据经过了处理和分析，其实大部分数据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使用价值。”王天琳说，“我们不断深化英特尔市场最大的转型，就是以数据为中心的转型。”
英特尔资本估计，2024年全球数据相关总体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美金左右。
其实，细数英特尔资本过往的投资案例，会发现它参与的也是一场尖端科技的追逐赛。在这超过1500家的被投企业中，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半导体存储、5G、云计算，以及物联网集成。
同时，它也围绕英特尔自身的生态系统进行纵深式的投资布局，从最底层的芯片开始，再到往上的硬件、软件、服务和应用，涉及的公司有博通、VMware、CiTRIX，以及被IBM收购的红帽。
确定重点之后，英特尔资本在投资方向或行业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例如在AI、云计算、5G之间不会有太多倾斜。不过，这家投资团队对于产品技术的落地颇为重视，至少在中国投的140多家公司中，绝大部分是芯片应用公司，只是这些公司覆盖工业机器人、智能零售、图像压缩、医疗影像、VR等多个行业。
“至于说疫情，我们也观察到了。举个例子，最近远程办公和远程教育是两个比较火的领域，支持这两个新兴的比较火的领域的就是云计算、5G、医疗、人工智能。”王天琳说，“这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我们的投资重点，而且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继续关注疫情。”
据介绍，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团队非常精简，只有5位总监级别投资合伙人，没有设置投资经理或者分析师。这支队伍在2016、2017年进行了重新搭建，新团队大都在英特尔业务部门工作多年，和相关部门密切合作，积攒了一定的产业背景。
“我们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经验、网络和资源，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提出相关建议。”王天琳说。团队每年过滤的BP，通常在几百到上千份，投资阶段不受限制，覆盖天使、早期、成长期甚至Pre-IPO（准上市期）。
王天琳在加入英特尔资本前，负责英特尔终端计算部中国区的商业拓展和风险管控，曾管理英特尔在美国俄勒冈和以色列的迅驰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团队。从2017年起带领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股权投资和商务拓展，在过去主导了华勤通讯、乐鑫信息、卓易信息和亿智科技的投资案。
投后管理会是王天琳格外重视的一部分，类似于为初创公司提供的加速器。英特尔资本每年会选取各个行业的龙头合作伙伴，比如中国移动、丰田、联想、华为、BAT等，组织6到10家相关被投公司与前述公司能够做决定的人做直接进行对话交流，每年在全球举行75场该活动，此外类似的会议还有“英特尔资本全球峰会”，不过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会议已暂时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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