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发现，首先，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影响更大。受疫情影响，这部分群体的工作稳定性下降，工资性收入也严重下滑，家庭面临可支配现金流不足而家庭财富缩水的问题。

其次，疫情改变了家庭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受疫情影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疫情也使得家庭的消费从单纯的线上购物向线上服务转变；收入不确定叠加日常开支的增加，家庭的负债尤其是消费性负债需求增加，但部分群体存在获取难度大的问题。

最后，疫情改变了家庭资产配置的方式。疫情使家庭更注重储蓄，从而增加了资产配置的需求；家庭的风险管理意识也有所加强，对中低类风险投资品和保险类产品更加青睐；在投资方式上也更加多元，线上理财需求增加。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报告建议：

1）多途径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生活保障。如展开对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经济援助计划；稳定低收入群体和自由职业群体的就业市场；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覆盖面。

2）多举措并行提振家庭消费需要。如加快推动商业、商家进行数字化转型，支持数字生活平台建设；应用财政补贴或消费券的手段，使之成为提振消费的有效措施和促进生产的放大器；鼓励扩大普惠型消费信贷，为居民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支持；以及全面支持数字消费信贷发展。

3）开展以围绕家庭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综合理财服务。如顺应家庭资产配置需求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提升家庭储蓄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推动财富管理服务向围绕家庭风险管理综合理财服务发展，帮助普通家庭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和理财规划；大力发展线上化理财和投顾服务发展，推动财富管理服务“普惠化”；顺应居民保险资产配置需求，鼓励发展商业健康险、网络互助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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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工作不稳定性加剧，而这本身又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降，加之日常支出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流变弱，这可能是低收入群体财富缩水的重要原因。

调查结果还显示，一季度疫情期间，家庭的储蓄变动指数为 102.8， 整体呈增加趋势。亦即，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尤其低收入群体的储蓄意愿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对于疫情期 间收入减少很多的家庭，储蓄意愿更为强烈，其比例达 65.4%。

为提振消费，目前全国多地政府已通过多种方式发放消费券。4月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透露，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乘数效应达10.7倍；郑州首期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发放两日核销1152.4万元，带动消费1.28亿元，乘数效应达11倍。银联近日表示，在全国多地联合各地政府及商业银行共同出资逾4亿元发放消费券，预计带动各地餐饮、超市、百货、旅游等消费逾10亿元。

“国内有部分地区称消费券拉动效应能达到消费券额度的十几倍。事实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消费券有关的消费额全部计算为新增消费，但这样的计算显然缺乏说服力。”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认为，鉴于国际上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在保民生促消费效果方面的巨大差异，建议我国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进一步大规模现金补贴，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有效保民生的同时，有效拉动消费复苏，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报告的结果显示，不同收入组家庭都调整储蓄、消费计划，尤其低收入家庭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年收入 5 万及以下的家庭中，有 54.9%的家庭计划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有 34.5%的家庭计划维持当前储蓄和消费水平。可见，受疫情影响，多数家庭变得不敢消费，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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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中国人的负债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数据表明，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为49.2%，远低于美国77.1%的水平。同时，在信贷参与程度上，中国的信贷参与率只有28.7%，也低于美国的78.0%的水平。其中家庭消费信贷的参与率更低，2019年只有13.7%的水平，更是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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