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有效措施，但相对于数千家中小银行而言，在数字化加速放大行业差距、同业及跨界的竞争日渐白热化的阶段，通过独立法人间的抱团取暖，共建共享金融科技开放平台的模式，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过去大中小银行之间的差距，成为各自差异化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商业银行，严格意义上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过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行业整顿与四大行的不良剥离、千禧年之初的入世红利与股改上市、08年金融海啸后的四万亿刺激与13年后的大资管黄金期，以及2017年以来的强监管新常态，但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银行业间的差距与分化并不明显，无非是大行吃肉，中小行跟着喝汤，大家同为持牌机构，雨露均沾，共同享受牌照带来的隐性背书和制度红利。

当然，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同是持牌机构，但牌照与牌照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牌照范围、业务资质、服务客群、业务品种、资产规模等业务领域。

如大型银行全国范围内展业，而中小银行主要集中于本地；大型银行的客户覆盖面较广且客群相对更优质，而中小银行客群集中于本地且相对大行要下沉一些；

大型银行的牌照全面、业务资质和业务品种丰富，可提供包括传统存贷汇以及财资管理、私人银行等中高端、综合性、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而中小银行的牌照相对传统，不少中小银行缺乏诸如基金代销、投贷联动甚至理财子等牌照，因而业务品种比较单一，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不足，业务聚焦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对客户的分层分类经营、综合性的定制化个性化服务能力较弱；

大型银行资本金比较充足，资金成本比较低，而不少中小银行随着风险资产的加速暴露，资本金消耗比较严重，而目前IPO等补充资本渠道尚不畅通，据统计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此外，中小银行相比于大型银行，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由资金成本引致的产品定价也相对较高，与大型银行相比，在产品特别是消费信贷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等方面，也存在短板。

尽管在经营范围及资质、客群规模及质量、业务品种及产品体系、资本实力及资金价格等方面，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于起点、定位、股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一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造成，尽管存在着这种业务发展中的现实差距，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也在共享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红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错位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发展。

科技赋能业务的数字化差距，正消弭差异化，加速马太效应。

随着宏观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数字经济新业态和金融科技的崛起，科技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价值不断强化，科技已经成为唯一可能颠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力量。从工农中建到招行平安，都在举全行之力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甚至打造金融科技银行。

数字化的发展，也正在推动金融产品和业务的标准化、服务的线上化和智能化，银行同业甚至来自跨界的互联网巨头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其差异化正在随着数字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弭，标准化成为一种趋势。关于差异化、特色化，笔者曾在《新基建浪潮下的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之道》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01

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跨界强强联合，加速行业分化。

在大型银行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引领的同时，互联网巨头也挟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场景生态、极致的用户体验以及颠覆式的产品创新策略，向金融领域渗透，并已在场景生态、流量经营、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构建起商业银行难以企及的护城河。

随着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竞合趋势的演进，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由竞争走向合作，开始跨界携手，强强联合，包括工农中建先后牵手BATJ，在多个领域开展基于双方优势互补的深度探索和跨界合作，行业的头部效应愈发明显。

而反观中小银行，尽管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开放银行的潮流下，主动与互联网公司、新型金融科技公司等开展合作，力图借助数字化战略实现弯道超车，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双方商业价值的不对等，直接导致合作利益的不平衡，中小银行在与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头部互联网公司等的合作过程中，合作的范围、质量、话语权均与大型银行不可同日而语。

02

中小银行转型的迷茫，使“弯道超车”成了“弯道翻车”。

当然，外力终究是辅助，内因才是关键。在科技赋能于业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寻求内部突破和变革，聘请行业领先的咨询公司开展战略咨询，确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开展组织架构调整，设立敏捷小组，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信贷，提升零售占比等等，但却面临诸多问题。

比如就数字化战略一词，从高管领导到一线员工，都有不同的看法。数字化到底是什么？各个部门都有基于部门利益的解读，比如你去问战略部门，他们会说，数字化就是数字银行战略，就是BANK4.0，但行内的数字化与BANK4.0有什么异同，他们也不知道。当你再去问科技部门什么是数字化战略，他们会给你讲分布式、讲微服务，当你去问业务部门，他们会给你讲数字营销、线上获客，当你再去问分支机构，他们会给你讲业务产品没跟上，考核倒是很“数字化”。不少中小银行花了巨资聘请咨询公司，设计了近乎完美的战略规划，却最终沦为一纸文件。说好的五年规划，可能不出一年就束之高阁了。

长久以来，中小银行习惯了跟着大行的脚步去走，也就是XX银行做啥，我们就去对标，从高管到一线员工，都会讲“你看XX银行是怎么做的，我们也怎么做”，但真正的落地于实践时，又会发现，XX银行能做起来，而自己家银行却做不起来，这里面有投入的问题、有人才的问题、有监管政策的问题等等，但归根结底，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本想“弯道超车”甚至是“变道超车”，在实践中却成了“弯道翻车”。

科技是要通过赋能于业务来体现价值，不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京东数科，他们并不单纯是科技公司，而是通过科技作用于业务，打造出产品，创新体验，用产品支撑场景，用场景服务客户。如果业务没有明确的方向，不懂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科技的价值就无从彰显。科技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业务的增长和创新上，科技必须要和业务结合，作用于市场，最终服务于客户。

03

中小银行基础科技能力的薄弱，进一步放大了数字化差距。

其实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被动响应尚且能力不足。笔者曾多年参加中小银行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及现场检查工作，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人员比例、人员兼岗问题、人员流动问题、信息科技风险治理、网络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等都非常薄弱，更不用说每年的系统运维、软硬件升级等方面，历史欠账非常多。

仅在科技人员方面，根据IDC对样本的调研，大概有38%的区域性银行，它的信息科技部门自有人员的数量是在100人以下的，100人到200人的区间大概有42%的区域性银行，总体来看，其实区域性银行的科技部门自有人才基本上都是在200人以下这样一个规模，科技人员的占比基本不足全行员工总数的10%。而建行的IT开发及运营人员就达到了27727人，新兴的互联网银行科技人员占比，更是达到60%以上。

而每家银行，不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其核心业务系统、二代支付系统、电子渠道、数整平台、数据仓库、财务系统、外汇国结系统甚至是互联网核心、网贷平台等大大小小的系统起码都要一百个以上，即便是借助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等外力，本行内连支撑系统运维的人员都不足，且不谈科技引领，能达到科技支撑已是殊为不易。

04

盈利能力的弱化，加剧科技投入的差距，加速行业分化。

再从投入的角度来看，因为不论是历史欠账还是人员不足，归根结底是没钱的问题，也就是投入不足的问题。科技投入主要包括两块，一部分是现有的集中式架构系统的优化，另一部分是做一些IT战略的支撑投入上。历史欠账比较多，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传统的一块需要补欠账，要投入。相应的，新兴的部分科技投入就必然要压缩。而预算的总包，则源于利润，或者说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利润是有限的。仅从城商行的角度，根据统计，2019年度净利润在5亿元以下的城商行就有43家，除去5家未披露数据的城商行，净利润5亿元下的城商行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而每年的系统运维费用这种必须的开支，已经需要数千万，能拿出来给新兴的科技投入又有多少呢。

再加上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影响，连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都在强调疫情对资产质量产生明显冲击，而广大的中小银行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其资产质量更加难以想象。

本就利润不高，资产质量的恶化，进一步侵蚀了利润，而中央今年要求银行业让利1.5万亿，中小银行的经营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严监管新常态，今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6月以来，一些中小银行爆发了挤兑风波，也有一些中小银行开始了兼并重组，作为承担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对属地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格外关注，今年的“三三四十”回头看工作中，尤其突出了对创新性业务的关注，中小银行的创新性业务更加难以开展，创造利润的空间更小。

再来看大行的科技投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绝对数字来看，建行是科技资金投入最多的银行，达到176.33亿元；股份制银行中，招行投入最多，达到93.61亿元，较去年增长43.97%。

大行和股份行每年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且每年都在增高的真金白银的科技投入，可不是徒有虚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奠定面向未来的科技架构和平台。中小银行拿什么去比拼？数字化的进程中，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只会加速放大，马太效应只会愈发明显。

05

线上经营能力的差距，进一步加速了行业分化。

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在科技基础、业务基础等方面本就存在差距，而随着科技作用的强化，这种基础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小银行如果不搞基础只做应用，注定是在沙子上建房子，难以持久，且盖得越高，最后会发现，基础的价值不可替代也不可空缺，越到高处越难回头，因为回头已是万丈悬崖，惊心动魄。

即便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当大型银行都开始从线下经营向线上经营转变时，中小银行的功能线上化、业务线上化、产品线上化、服务线上化还没完成，线上经营的基础二三类的电子账户，各行之间的互联互通、互相认证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行、股份行依然是抱团取暖，不和中小银行互通，尽管是以用户为中心，但是没有账户，如何经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尚且没有实现，更何谈用户为中心呢。因此，中小银行线上经营也是举步维艰，难有突破。

06

数字化下，中小银行区域网点优势在弱化，直接削弱竞争力。

而中小银行过去在区域内传统的优势，也正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赋能，而日渐消失。比如，过去中小银行在区域内具有大行所无可比拟的网点机构优势，但随着大型银行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强化线上经营服务能力，有效解决了网点布局不够下沉、触达客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直接削弱了中小银行在区域内网点布局比较全面的相对优势。

直面差距现实，抱团取暖或是明智选择

必须承认的是，数字化进程中，银行业加速分化，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正在被加速拉大。

当然，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时代的趋势，尽管数字化拉大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加速了行业的马太效应，但中小银行也必须直面这种挑战，而不能当鸵鸟。

未来中小银行通过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增强资本实力是一种选择，如攀枝花商业银行与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组建的四川银行。但这种兼并重组的模式，其可复制性可能并不强，通过兼并重组极易引发“吸虹效应”，且是否选择兼并重组，要看银行的资产质量、股东意愿、属地政府及监管部门态度等，未必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

其实中小银行创新突围的道路有很多。从山东城商行的实践来看，山东地区有14家法人城商行，十几年前正值全国城商行改革重组的第二轮浪潮，徽商模式广受关注，但基于山东城商行发展实际的考量，山东地方中小银行并未选择联合重组或兼并收购的方式，而是借鉴德国储蓄银行联盟模式，由各城商行联合投资组建了山东省城商行联盟，专门从事后台尤其是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服务，“以单实例多法人”方式减少重复研发成本，实现群体核心竞争力的全面跃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联盟模式已经被业界称为城商行报团发展、共享合作的经典案例。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持有金融牌照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联盟先天传承了金融科技“基因”。目前联盟平台共有67家法人成员银行，线上运营银行资产突破2.2万亿元，覆盖了山东、陕西、内蒙、浙江等多个省市，联盟作为国内中小银行共享科技合作平台的创新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当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和重塑着银行业，并加速行业的两极分化。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是机遇，更是挑战，中小银行必须正视数字化所带来的日益放大的差距和加速的马太效应，而基于独立法人模式的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可能是当下更加明智的选择。直面差距、正视挑战，抱团取暖，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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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疫情后市场，银行股以其绩优、大盘、分红，低估值、高股息率的特征越来越受机构的看好。近1个月来，共有29只个股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推荐评级，居申万一级行业首位。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上市银行板块大面积破净态势依旧，市净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放眼国外，6月11日，道指跌超1200点，银行股遭遇重挫，银行业ETF跌超7%；澳洲银行股暴跌约6%。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市净率指的是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是衡量上市公司估值的重要指标。

截至6月12日，A股上市银行股破净率逼近90%。

目前破净程度最深的是华夏银行，市净率只有0.46倍，也是唯一一家市净率在0.5倍之下的银行。此外，北京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等5只银行股的市净率均在0.5倍至0.6倍之间。

目前，仅剩未跌破净资产的五家银行为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和青农银行，其中紫金银行的市净率为1.02倍，青农银行为1.00倍，也是岌岌可危。

国信证券表示，银行股估值目前又回到了历史低位，即2014年左右的水平，很多股票甚至是创新低。在本轮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市场和决策层均有“银行向实体让利”的声音，这可能影响银行未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或许是本轮银行股低估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银行股也面临解禁潮，或也是影响股价的原因之一。据统计，2020年共有16家银行将有限售股解禁，其中邮储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苏州银行、浙商银行、渝农商行、北京银行、青农商行8家银行解禁市值能超百亿元。

自2016年起陆续上市的20家银行，均已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制定了稳定股价的预案，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而触发条件则为：A股股票上市后3年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包括成都银行、渝农商行、邮储银行、长沙银行、苏农银行、上海银行等均于今年宣布了稳定股价方案或措施。反观去年同期，则只有1家上市银行披露了此类方案。

6月11日，成都银行发布稳定股价方案称，截至6月9日收盘，在该行领取现金分红和薪酬的现任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2人，包括董事长王晖、副董事长何维忠等在内，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247.55万元。

公告显示，自2020年5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触发稳定股价措施。

成都银行4月29日晚间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归母每股净资产为9.84元/股，上年同期为8.64元/股。

6月12日，成都银行股价开盘下跌，盘中最大跌幅为1.15%；午后，成都银行股价回升。截至今日收盘，成都银行报7.89元，涨幅1.02%。

上述5家上市银行虽都通过增持股份来稳定股价，但具体增持的主体也有所差别，有的银行采取的是“大股东（控股股东）+高管”的联合增持方式，有的银行则由大股东或董事、高管单独一方进行增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表示，董事、高管增持额度多设定为年薪的一定比例，增持数量杯水车薪，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和要求。而大股东增持股份数量及金额则要明显高出很多，由于交易市场供求原因，短期会形成价格拉升。

但目前看来，增持后稳定股价的效果有限。

如苏农银行，截至1月5日，公司累计增持1617万元；上海银行，截至1月6日，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股东联和投资、上港集团、桑坦德银行合计增持逾19亿元。

但从苏农银行和上海银行的股价来看，从开年至今，依然保持着下降的趋势，且也在破净值的队伍之中，靠增持稳定股价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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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4.0时代，银行业最大变化之一是数字化更加彻底：不再局限于零售，而是大部分金融业务都逐步线上化。如何规模化线上拓客与运营，对所有银行都带来了巨大挑战。

银行业制定的流量战略，是一手自建渠道，一手加强与互联网营销机构合作，主动寻找外部线上流量。随着各类银行积极探索全线上拓客、创新业务服务模式，势必会迎来一场流量争夺战。

事实上，从2019年年报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国有大行新增拓客，半数来自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等新途径；但对于众多中小银行而言，如何借助第三方渠道找到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线上化：机遇与痛点并存

2020年以来，银行员工的朋友圈出现越来越多“XX银行·云工作室”——7X24小时提供在线银行服务的宣传。银行纷纷成立“云工作室”的背后，是运用数字化金融服务打造全线上服务平台。

无论是无接触金融，还是云工作室，本质是一切非必要发生在线下的金融业务都将线上化。当客户需求线上化，银行的营销、业务和盈利模式也出现了全新变化。实际上，近年来银行业一直在推进线上化迁移，个别上市银行线上业务占比达到99%以上，平均水平也接近90%。

受疫情影响，银行线上拓客的需求日渐强烈。腾讯广告就表示，平台上的金融行业拓客需求出现明显增长，诸如手机银行的拉活、小微贷款及证券投顾等金融子行业的广告投放，在今年过去几个月里都呈现了上升趋势。

对银行业而言，数字化是银行必须把握的机遇。在传统服务模式下，银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资源，而通过线上拓客则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同时借助大数据等技术，还能大大提升银行对客群的了解程度与精准营销效率。

通过将金融产品和服务融合到生活场景中，有助于银行实现产品的按需定制和精准营销。根据麦肯锡的实践经验，成功的数字化营销能让银行大大受益：银行销售生产率提高20%；客户流失率下降25%；银行整体运营效率和业务表现也会显著提升，年收入增长35%。

另一方面，线上化对银行业也是一大挑战。目前我国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全国性银行只有18家，中小银行占据了行业大多数，在数字化转型发展中还面临着一些障碍。

近日，在腾讯广告“金融营销会客厅”沙龙活动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分析，银行线上化的第一个障碍是思维模式，传统银行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这意味着接受线上营销方式、运营模式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其次是营销管理，最后是数字化能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资金、人力等投入，但各家机构差异比较明显，未来在数字化领域分化会越来越大。

麦肯锡也指出，国内银行在数字化营销上存在三大痛点：难以围绕客户体验打造“精准营销”；实施过程中出现转型节奏缓慢，各部门协同效率低；无法有效打通全渠道链路，无法有效分配线下资源以赋能线上渠道。

可以预见，谁能够更深入场景生态，把自身融入到用户生态中，谁就有可能拿到数字化转型“真正的王牌”。

银行拓客两大方式：自建+对外合作

银行在将以往线下网点承担的拓客业务，迁移至线上营销平台的过程中，会主要选择自建平台或与第三方合作两大拓客方式。

在自建渠道方面，银行积极主打手机银行自有阵地，手机银行流量优势成为零售业务拓客与经营的基础。如工行个人手机银行2019年净增4774万户，增量创近三年新高；建行个人手机银行增加4121万户。

但是，银行在金融场景以外的场景中覆盖有限，而这些场景的入口和流量都牢牢掌握在互联网平台，因而大中型银行还在积极开拓外部流量，建立与互联网营销机构合作共赢的拓客模式。

比如，招行两大App探索和构建数字化拓客模型，通过联名营销、联动营销、场景营销等方式，打造新的拓客增长点。2019年末招行App累计用户数达1.14亿，数字化拓客占比1/4；掌上生活App累计用户数达9126万户，数字化拓客占比近2/3。

邮储在消费信贷业务拓客端，也通过与头部互联网企业及优质平台合作引入外部流量，共同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消费金融服务体验，在线上开户、电子支付、网络贷款等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工行积极推行“全量客户”理念，建立覆盖包括行内与行外客户的全量用户体系。2019年，工行与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开辟拓客新途径，其中零售板块全年线上*流新客户超过了2500万户，占全部新增客户的50%。

不过，对于科技投入与人才的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而言，如何选择流量合作平台？曾刚接受轻金融采访时表示，中小银行要重点关注三大方面。

一是注重差异化合作，如中小银行可聚焦本地场景，对本地客户进行触达；二是借助第三方营销机构的能力，对现有客群进行精准画像，实现进一步精准触达；三是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构建完善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无论哪一类型的银行，与互联网营销机构都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就指出，大银行、小银行与其合作的模式和逻辑不同，其中小银行诉求更迫切。“小银行应选择更多大型的、持牌的或者是有实力的第三方公司去合作。”

银行“精准营销”如何借助外力

在银行数字化的大对决中，全国性银行占据了先发优势，部分银行的年度科技投入超过百亿，科技人才过万。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提高自身数字化能力，同时做好业务创新更显得迫在眉睫。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直言，如何与线上业务进行有效结合，光靠中小银行自己很难做到，必须要依靠外部机构助力。

他认为，银行和外部机构的合作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层级：营销层级、业务层级。他以宁波银行和腾讯广告的“总带分”合作模式为例，解读了中小银行如何将业务创新与对外合作的创新进行协同。

在这一营销层级的合作中，亮点是产生了总带分的模式：腾讯广告为宁波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带来了线上流量，并通过数据分析高效精准地定向优质目标客群，在营销全链路上进行智能优化，提升了拓客转化效果。

另一值得关注的案例，是在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建设银行鼠年压岁金”推广中，基于建设银行与国民级IP《舒克贝塔》的合作，腾讯广告打通由“品”及“效”的跨场景营销链路，借助IP势能激活社交流量，为销售渠道大量*流。

《舒克贝塔》IP的情怀号召力加上用户对新作的关注度，立刻让这条朋友圈广告成为爆款。在触达逾千万用户的基础上，视频播放次数达到近3000万次，平均单个用户播放超过3次，实现了顶级IP到顶级流量的转化。

这些案例的大背景是，随着银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基于互联网营销的线上拓客方式已被众多银行提上日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与受众有效共鸣的沟通方式，同时激活各类场景的营销效能，成为银行线上营销的迫切需求。

这两大案例带来的启示是，银行要与自身相匹配的合作方、相互有需求的合作方达到协同的效应，取得1+1>2的效应，才能实现成功的合作。

“疫情加速了互联网金融上下游的合规性和数字化。”腾讯广告金融行业负责人王思影表示，充分利用好平台的数据、工具、流量产品，已经成为金融行业的硬实力要求。

站在腾讯广告的视角，金融行业对营销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正趋于深入和多元——以往依赖线下渠道的企业希望借助广告工具和数据能力向线上转型，已有成熟线上拓客经验的企业则更关心与平台一起加深对客群的理解与触达，并实现转化链路以及广告技术的创新应用。

对此，腾讯广告持续完善了金融业务的产品能力和数据服务，在客群预估模型、产品链路承接、广告形态等方面开拓升级，以此来帮助金融行业客户进一步提高投放效率，应对当下与未来的数字转型需求。

由于自身资源禀赋、战略、投入的差距，国有行、股份行、区域银行催生了很多新的合作模式和差异化发展方向，线上拓客已经成为众多银行关注的营销方式。以腾讯广告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平台，已经成为银行“精准营销”首选合作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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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对银行、保险、信托、证券、资管、信用卡、贷款、理财等金融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诸多难题和挑战。

比如做消费贷款或数据融资类的金融企业，主要影响包括：

• 抑制消费信贷需求；
• 降低数字经营效率；
• 增加逾期贷款风险；
• 减少企业放贷营收。

应对疫情变化带来的持续影响，金融企业如何解困破局？关键在于对自身的认知后，采取有效的行动。

很多金融企业利用数据实现数字化运营，在数字经营中加强自身认知，主要包括企业融资困难重重、放贷风险居高不下、线上运营难以推进。

1、企业融资困难重重

融资对企业来说一直是棘手难题。解决金融企业的融资需求，首要问题是企业重视自身融资风险。

对于规模小、资产少、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的金融企业，面临客户债务偿付能力下降，放贷资金回收成本虚高，企业流动性资金周转困难的风险。

加上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金融企业发展困境重重。

因此，可积极对接商业银行，强化与上下游企业的联系。

优化贷款流程，加快审批效率，延长还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加自身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渡过融资难关。

2、放贷风险居高不下

金融企业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

受疫情的影响，借款人资金链紧张，导致还款能力不足，让部分企业主成为高风险客户，可能会出现不良贷款反弹。

从而出现信用不良、市场波动、操作异常、资金缺口等放贷风险。

对于放贷带来的经营风险，金融企业可基于客户画像、用户标签与精准服务，制定一套风险管理与安全预警机制。

从而有效的降低违约风险，以便确保信贷业务的合理增长。

3、线上运营难以推进

大部分金融企业互联网化程度较高，但仍有部分线下业务难以转至线上。

比如传统商业银行的对外客户服务，都是重线下运营，无法实现传统业务线上化，主要原因是缺乏数字化经营能力。

金融机构加快线上化进程，关键是在于向数字化转型。

我们需要增强数字化能力，提升客户触达与业务经营数字化的水平，从而快速实现线上运营降本增效。

疫情将促使企业积极采取各种有效行动自救，主要包括*流消费场景放贷、对接经营数据融资、构建金融业务生态。

4、*流消费场景放贷

都说场景在前，金融在后。

以工资、电商、医保、教育、美容、旅游为场景的金融业务，在疫情期间都被大规模被抑制贷款需求，导致金融企业不放贷，平台客户不借钱。

因此，金融企业尝试重构各行业的消费场景，建立一个横向进行场景扩张，纵向进行业务深化的场景金融。

将金融融入场景中，强化数字化场景的应用，从而实现金融与消费的无缝对接。

5、对接经营数据融资

让数据变成资产，让资产产生价值。

随着数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我们可利用资产抵押、经营数据和应收账款进行数据融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数据贷和流水贷，实现金融业务的下沉。

比如中国银行针对此次疫情推出了“疾控贷”及“助企贷”，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为融资即将到期的企业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

另外，以获客导流或渠道助贷的形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进一步推进数据融资，从而实现对企业经营数据的深度挖掘。

6、构建金融业务生态

由于客户需求多元化与企业经营数字化，未来的金融生态将呈现更多的变化可能性，但核心是金融业务能够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比如小米金融依托“产业+科技+金融”的方式打造业务生态闭环。

比如平安银行借助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住房服务、汽车服务、城市服务等五大生态打造金融科技闭环。

基于企业贷超、消费借款或数字融资等业务，通过科技赋能线上化金融、金融驱动数字化经营的方式，实现经营数据的多向赋能，从而构建科技与金融融合的业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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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5G技术的场景应用仍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去年以来多家5G银行网点落地，但在具体基础创新应用上仍未多见。据银行业人士透露，随着银行业探索5G技术应用的步伐加快，在跨领域合作方面，初期可能会采取联合实验室模式，进行方向和可行性研究，然后才进入正式推广的商业化合作阶段。

业内分析认为，5G技术应用将加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和开放银行建设，为金融服务创新和升级带来新动能。与此同时，5G构建的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生态系统中，数据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数据治理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加码5G技术应用布局

4月15日，建行湖南分行首家“5G+智能银行”综合性网点在长沙德政园支行开业；4月23日，广州农商银行与广州联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成立5G金融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

北京大学金融智能研究中心刘新海表示，疫情影响下，银行业务线上化转型加剧，如远程面签等业务环节的发展，也催化了银行在5G技术应用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在金融科技的驱动下，银行加速了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但在实时性、智能化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具有广覆盖、大容量、高速率、低时延等特性的5G技术，成为破解上述痛点的关键。

广州联通总经理孔祥斌表示，5G赋能金融科技，可以为银行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实现前台服务体验、业务产品形态与服务模式的持续优化与创新，中后台风险预警、识别与防治的智能化，提升决策效率，快速支撑前台产品与服务。

孔祥斌指出，5G最大的变化是边缘云和网络切片技术，5G带宽要求非常高，云数据不可能全部集中到中央云，需要下沉到基站，而网络切片可以基于虚拟化技术在共享的资源上实现逻辑隔离。“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大流量数据的传输、计算及安全性等难题，有利于银行数据化和智能化转型优化。”

某股份制银行技术业务人士透露，银行在与物联网设备对接过程中，原来只能基于NB-IoT传输数据，无法对视频数据流、语音数据流、多设备大规模数据流进行实时上传，需要通过边缘计算、简化数据内容的方式来处理；在5G宽的带宽下，监控设备的数据可以实时上传，便于银行更高效、更准确地采集和应用实时数据。

某农商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透露，目前银行正在与合作的运营商探索5G技术在客户识别和安保领域的应用实践。“现在图像和人脸识别等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快速反应和实时互动方面还存在痛点，这一点可以借助5G技术来解决。比如以5G技术为支撑研发的一些可穿戴身份识别设备，连接到银行的数据库，可以在场景中快速识别出客户的身份信息、金融服务情况等，甚至可辨识客户是否有违法嫌疑情况，可以让客户经理及时反应，提高客户体验和安保质量。”

该负责人还指出，目前利用5G技术在营业厅管理方面的创新应用探索也很有必要。“银行网点数百个，仅靠人工进行摄像情况的识别非常困难，未来还是要靠AI技术，而5G是提升AI水平的关键，同时还可以对网点人流情况进行行动轨迹识别，提升网点运营管理效率和质量。”

刘新海表示，5G将会驱动金融业务模式的重塑，尤其5G技术高速、低功耗等特点，将会实现虚拟金融的突破性发展，比如AR、VR等渠道应用将更加广泛，在原来4G网速下时延难点将会被解决，未来客户远程服务即时、互动性更强，像在现场一样体验感更好。

信息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

尽管5G建设步伐加速，但业内人士认为，仍处于初期阶段，真正大范围的应用实践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上述股份制银行技术业务人士透露，目前5G的实践暂时更多是集中在国有大行，且多是概念性的，基本还是停留在5G带宽的提升上，真正应用层面的创新还很少，中小银行也开始在进行筹划布局，但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刘新海指出，5G是一种基础设施，对银行的影响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但是需要有个过程，从技术底端慢慢影响到商业模式。“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最注重的是风险管理，在应用成熟之前很难做到太多的创新；因此在5G建设初期金融科技公司在创新方面相对更加活跃，但未来技术逐步成熟后会有一批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中小银行发力。”

刘新海还强调，5G带来的金融科技变革，驱动金融业务创新的同时还会冲击原来的业务模式，与之相应地进行业务架构、系统等作出合适的调整，对金融机构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认为，5G代表的是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搜集的数据相比4G 互联网更多，数据量将呈几何倍数增长，数据是金融应用的基础，未来数据于数据的大数据风控、精准营销和区块链等领域将会迎来突破式发展。“新技术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数据如何合法合规地搜集、如何进行处理、如何保证业务安全等都将是金融机构面临的大挑战。”

刘新海指出，互联网信息安全将是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

中国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5G安全报告》指出，5G 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更需要倡导开放合作的网络安全理念，客观看待和应对 5G 安全风险，深化合作，增进互信，共同提高 5G 安全保障水平。

在黄大智看来，5G技术带来的业务变革后，原有硬件和软件设施能否保证整个金融业务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而且，金融机构业务流程等变革的同时，监管也要同步，如何利用5G提升监管科技能力，不仅是监管层面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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