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Zoomo」，由首席执行官 Mina Nada（前 Deliveroo 和 Mobike 的高管）和 Michael Johnson（前 Bain＆Co 的顾问）创立。它是一家移动创业公司，曾用名为“Bolt Bikes”，改名的目的是让公司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Zoomo」在澳大利亚、英国、纽约都开展了业务。不久之后，它还要将业务扩展到洛杉矶的市场。该公司出售智能电动自行车，还提供了自行车订阅服务。这些订阅业务包括电动自行车租用服务、车队管理软件，以及融资服务。此外，「Zoomo」还提供车辆的维护服务，和全天候的在线客户支持服务。

在该公司的自行车上，配备了充电器、手机座、手机 USB 端口、安全的 U 型锁和安全感应装置，从而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Zoomo」官网

自 2019 年在美国推出以来，「Zoomo」已与 Uber Eats、DoorDash 和 Postmates 等公司合作。并且，该公司以成倍的速度增长，为成千上万的美国用户，提供了可持续的交通运输服务。

对于新一轮融资的资金，「Zoomo」将用来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范围，这意味着，它会在洛杉矶和纽约，增加实体销售店和服务中心。

此外，该公司的策略是在扩大订阅范围的同时，逐步扩大直销范围。通过将自行车出售给其他公司和客户，该公司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并扩大业务覆盖范围，建立品牌知名度。「Zoomo」还计划利用新资金来增加新的公司业务类别，例如包裹寄送、邮件和杂货递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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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周一宣布，将以26.5亿美元收购外卖平台Postmates。交易完成后，Postmates业务将纳入Uber自家外卖业务Uber Eats中。

对此，Uber CEO科斯罗萨西今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笔交易将推动公司于2021年实现盈利。科斯罗萨西说：“我们非常自信，公司将于明年盈利。凭借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Uber今年1月曾表示，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实现EBITDA利润（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但受疫情的影响，Uber在5月份又撤回了该预期。第一季度，Uber营收为35.4亿美元，亏损29.4亿美元。

但如今，收购Postmates后，又将Uber的盈利之路向前推进了一步。Uber之前也曾表示，在此次疫情期间，公司的网约车服务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外卖业务却表现不俗。

Postmates是美国第四大外卖平台，此次与Uber Eats合并后，Uber在美国外卖市场的份额将仅次于DoorDash。Uber还表示，将继续加强其Uber Eats业务，将其引入洛杉矶、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等关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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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肆虐之下，餐饮商家站在了生死边缘，外卖则成了商家用来维系生计的救命稻草。

但在DoorDash、Uber Eats、Postmates和GrubHub等外卖巨头订单暴增背后，商家的危机却未真正得到拯救。外卖平台的高抽成，让断臂堂食、一心外卖的海外餐饮从业者们叫苦不迭。

于是，商家们走上了街头，呐喊呼吁，换来一份立即生效的限价令：在紧急状态时期，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餐饮外卖的费用上限为15%。

政府出手了，商家和平台的矛盾缓和了，但“抢钱游戏”就此结束了吗？

美国商家胜诉记

詹森·迪肯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因为抵制外卖平台而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詹森·迪肯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市两家Spudz-N-Stuff餐厅的老板，近日，他在线上向顾客们呼吁：要点餐的顾客请直接联系餐厅，不要通过外卖平台下单。

“10788.02美元的单子，最后到手的只有5918.06美元。” 詹森·迪肯看到账单那一刻愤怒极了，从外面订单客户那里收到的钱，外卖平台扣除的佣金等各种费用都超过了40%，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他认为本来疫情之下商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如果顾客直接在店里下单，我至少可以多赚3000美元。”

无独有偶，芝加哥Chicago Pizza Boss的快餐车老板也在推特上控诉GrubHub在抢走他的现金流。他发出46笔预付订单总值1042.63美元，包括42笔GrubHub外卖服务和4笔用户自提订单。然而最终，到他口袋里只有区区376.54美元，勉强覆盖食物成本。这中间，GrubHub收取了20%的市场佣金、10%的送餐费、3.05%的手续费还有促销费用。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

美国外卖平台疫情期间高抽成激怒了商家

外卖平台犯众怒，餐馆老板齐上街。

从4月份开始，美国四大外卖平台遭到反垄断集体诉讼，矛头直指其垄断收取的10%至40%的抽成费用。多家餐馆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用户删除这些外卖平台，直接在餐厅官网上下单。

团结就是力量，餐饮业不断向政府施压，终于收到成效。日前，纽约市议会投票决定，在紧急状态时期，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餐饮外卖的费用上限为15%。该法律由纽约市长白思豪签字生效。

对于外卖平台，这是天花板。对于餐馆老板，这是定心丸。

政府出手后，至少可以延缓外卖平台火中取栗的行为，保住餐饮业的一线生机。

此外，纽约州政府还规定，除了外卖之外的其他类型收费，收费上限为5%。即使法定紧急情况结束后，餐饮外卖行业的佣金上限政策将延长90天。

限价令出台后，外卖平台的抢钱游戏结束了。如果继续高抽成，外卖平台将为每一个违法案例支付每天1000美元的罚款。

实际上，纽约并不是第一个实现限价令的城市。

此前，芝加哥市政府早就开始整顿不透明的餐饮外卖费，要求外卖平台提供详细收据包括（餐食成本、税费、外卖费、佣金和服务费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每日500至10000美元的罚款。

该行动得到了伊利诺伊州餐馆协会的支持。芝加哥市政府表示，此举旨在让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比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外卖平台，从而将更多的收入留给餐馆而不是外卖平台。

随着纽约接棒，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特区和泽西城等地也竞相公布限价令。应该说，一场对外卖平台说“不”的行动正在进行。

白热化的“抢钱游戏”

也许，正是疫情让外卖平台看到了一个迅速盈利的最佳时机。

他们一方面大规模招募外卖员，另一方面则摩拳擦掌准备资本的大动作。外媒报道称，Uber准备以63亿美元收购美国外卖巨头GrubHub，虽然双方并未签署协议。但是他们似乎都需要做成这门生意。

疫情重创了Uber的网约车业务，因此它寄希望于Uber Eats完成延迟至2021年的盈利目标。而GrubHub也希望借助Uber强强联手，完成对外卖市场的垄断地位。

GrubHub的市场份额是24%，Uber Eats占32%。一旦收购完成，他们将击败占35%的领头羊Doordash，坐拥约56%的外卖市场，成为美国第一大外卖平台。一家独大的控制与垄断，很可能逼迫餐馆交出议价权，同时也让用户丧失选择权。

限价令来了之后，Uber Eats取消了部分地区和国家的外卖服务

本来，在疫情期间，外卖平台就希望通过高举高打，来提升盈利能力。但限价令来了，外卖平台遭遇当头棒喝。对此，Uber Eats业务在一封电邮中告诉顾客，它将终止对该市金银岛附近的服务。

Uber Eats的副总裁皮埃尔·迪米特里戈尔·科蒂依旧对媒体表示，坚持公司得提高盈利能力。对于不占主导地位的8个国家，Uber Eats同样取消了外卖服务。

相比之下，GrubHub的表现更为温和。GrubHub的CEO马特·马罗尼表示:尽管公司投入成本较大，但是没有亏损。

预计本季度扣除费用后的收益为5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0%。在这种情况下，GrubHub正在竭尽所能帮助餐厅，因为归根结底，餐厅能否赚钱对我们极为重要。

但是，从广告投入看，这些外卖平台还是希望在疫情期间完成疯狂地拉新与*流。据Kantar的数据，今年2月2日至4月27日期间，GrubHub在美国的广告支出为2,70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DoorDash将广告支出提高了35%，而Postmates更是将广告支出提高了82%。

他们在争夺顾客，也在争夺餐馆。但餐馆老板态度不一。

在英国伦敦，有餐馆老板抱怨称“如果Deliveroo拿走42%，我们还怎么赚钱？是外卖平台赚了钱，而不是我们。”

这也体现出了一部分餐馆老板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外卖平台向配送员提佣、为吸引顾客而收取高额营销费用等套路并不奏效。而且外卖平台作为中介方，抢走了餐馆的现金流。餐馆却要为房租、水电、人工买单。

CheesecakeFactory,DineBrandsGlobal（Chipotle和Applebee的母公司）等连锁餐厅都在投资自营外卖业务。Dine Brands的CEO史蒂夫·乔伊斯认为，“显然，我们和顾客直接联系更符合我们的利益。”

类似的，Tock等传统堂食订餐服务公司也开始为餐馆提供外卖服务，并且佣金低于传统外卖平台。

高抽成背后的全球困扰

其实，外卖平台的高抽成，并不是疫情出现才存在，而是由来已久的全球性问题。

首先，疫情让预定外卖的顾客群体增加，他们的需求直接转化为餐馆的订单，这一方面为餐馆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堂食的损失。

但是餐馆老板不开心，因为外卖平台的抽成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所以，他们需要限价令维护餐馆的利益。

反观外卖平台，同样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特殊时期，并不能迅速估量还有多少顾客会坚持订外卖。

另据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虽然销售量的确在增长，但是外卖平台为了应对疫情提供的安全设备也增加了资金成本，如果再加上特别宣传费用，以及对个别餐馆的照顾，这些都会反映在财务报告上。

不光在美国，在很多国家，高抽成都一直是外卖平台和商家之间的矛盾所在。

去年8月，在印度，由于不满Zomato和Uber Eats等外卖应用收取高额佣金，印度的餐馆老板们在Twitter上发起了退出外卖平台的抗议活动。

疫情期间，马来西亚一家知名餐厅的创始人也表示，在行动限制令期间100%都是外卖收入，但是当外卖生意越好，利润就缩小。因为外卖平台抽佣达到30%，该创始人向Grab申请过可以在特殊时期降低抽佣比例吗？最终被平台拒绝了。

同样在中国，关于商家和外卖平台的抽成的矛盾也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曾经就有商家对登陆外卖平台望而却步，因为觉得过高的抽成，会给经营造成负担。

目前，很多国家，虽然餐饮逐渐复苏，但是报复性消费仍需观望和等待。因此，务实的餐厅都选择了堂食与外卖两条腿走路。

堂食方面，没有生意，就只能靠外卖，但是外卖平台动不动25%左右的提成，让餐馆同样没有利润。

为了拯救餐饮业，有的地方官员亲自到餐厅堂食用餐，率先垂范；有的地方餐饮协会直接向外卖平台发函，就高佣金、垄断经营与之交涉，为餐饮商家维权。

对此，外卖平台也有自己的苦衷，称疫情期间，25%左右的提成的确是比平时要高，因为平台本身维护要成本，骑手要发工资，疫情期间还要涨工资。

高抽成背后，商家与平台各有各的困扰

如何解决外卖平台、餐饮业和顾客的问题，引入竞争机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卖平台多了，竞争会让服务细化升级，骑手自由流动；餐厅也可以有议价权，保住生存的体面和尊严；顾客也可以有更多选择，享受高性价比的服务。

也许伴随更多搅局者出现，能让市场公平有序竞争，使得让外卖平台、餐厅、顾客，都能在新的格局之下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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