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派1982年生的王渊有一长串的头衔：新蒲供电所副所长、遵义市原创音乐协会会长、遵义“奘乐队”吉他手……他的脑海里有许多关于工作的新奇构想，也有许多音符在碰撞。
余廷强要去抄表了，他拿着一根绝缘杆，一个抄表器就出门了。“以前带脚扣，保险带，还要填写操作票，现在就简单多了。”57岁的余廷强，对手上的抄表器相当满意，记者还没有瞅个明白，他就把电量抄好了。“以前10分钟，现在10几秒，还不用爬杆。”
余廷强来贵州电网公司遵义市郊供电局新蒲供电所16年了，相对而言，才来这里一年的副所长王渊是个“新”员工。但就这一年，王渊很快发现抄表工作中可改进部分，让抄表员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并成为了所里的“降损达人”。
新蒲初练兵
2014年12月，王渊到了新蒲供电所。新蒲是遵义市城市化东扩的重要战场，一边是大型项目轰轰烈烈，一边是农村生活的依旧安详。快速的发展导致线路改迁频繁，台区线损管理不够规范。
其实把王渊从高桥供电所调过来，是遵义市郊供电局局长陈坤的想法：“这个小伙子喜欢琢磨一些东西，这是他的优势。”
新蒲供电所6个人要抄368个台变的关口计量，一般需要6—7天，这中间的时间差，造成电量差异非常大。“降线损，先得有准确清晰的电量来做比较。”王渊弄明白，必须在抄表对时上下功夫，才能知道不同线路的线损到底有多少。
抄表器上自带红外功能，“不过只是用来检测的，不能读取数据，于是我就想从这里突破。”王渊联系了广州的厂家，厂方的技术人员告诉他，“应该可以做。”还把测试程序发给王渊。
在图书馆、互联网上学习了一个月之后，王渊研制出了红外抄表器，“其实就是把相关的接口打开，并不太难。”但就是这个改进，让抄表的速度大大加快，变电站、10千伏线路、台变用多少电，一清二楚，为管理降损提供了精确的数据。
截至2015年10月，新蒲供电所的线损异常台区从185台降到了35台，综合线损从11.44%降到5.75%。
最让新蒲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通过这个抄表神器，纠正了一个变电站计量关口的错误。2015年3月检查红机线的时候，发现该条线路在高峰时线损达到30%多，经过跟踪3个月，王渊向市局提出，请他们查看变电站的计量装置。遵义供电局计量中心来了技术人员，检查了一次，说没有问题。
王渊又带领着人马继续查线路，反复地核实后，坚定了想法：“应该还是变电站的问题。”他们再次请市局来查一次，“不然的话，线损就太不正常了。”
果然，第三次的时候，市局发现了是变电站计量装置的问题，“就为了这一块就补了150万千瓦时的电量。”陈坤告诉记者，在检查红机线的过程中，局里通过红外抄表技术的数据进行分析，检查出了部分用户窃电和计量接线错误问题，追回电量约30万千瓦时，与变电站追回的电量一起，一共补计了180万千瓦时的电量。
“云上供电所”
今年新蒲供电所的重点工作是“三个100”，即营销系统、生产系统、现场必须数据100%统一，这就是贵州电网创先往基层落地的延续。
“三个100”的前提是必须做到图实相符，王渊又开始动起了脑子：如果在每基电线杆下放一个手机卡进行GPS定位，那么在电脑上把每个位置连接起来用，不就是一个单线图吗?这样无论是抢修还是业扩，都可以大大增加可控性与精确度。
说干就干，王渊拿了几基杆做过实验，但发现手机的GPS定位偏差有点大，“有几十米的偏差。”毕竟是民用数据，精确度不太好。
王渊甚至还想在手机上开发一个APP代替移动作业终端，把一些日常工作，放在手机这个平台上来做。“毕竟手机是随身物品，做起来既快捷，也顺手。”
像新蒲供电所每月要换40只电表，根据现在的流程，工作人员到现场拍照，把各种数据存底，然后把图片打印出来，搞一堆资料存档，“如果设计一个手机APP，可以在现场把资料拍了存到云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调取查阅，就方便多了。”
其实对于王渊而言，满脑子都是各种想法，就像他玩音乐一样，唯一感到缺乏的就是时间，家有妻儿倚门而盼，旁有音乐梦想冲击，还有日常工作繁杂。
我们采访见到王渊时，他已经连续加班了一天，疲惫而精神。“‘云上供电所’，是我的梦想，现在还有点远，我只能从简单的做起。”他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