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首富、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因病逝世,享年73岁-蜗牛派

山东首富、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因病逝世,享年73岁

5月23日,山东首富、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因病逝世,享年73岁。据媒体报道,早在去年9月,张士平就宣布退休“交棒”给儿子张波。而张士平的两个女儿张红霞、张艳红也早已在集团管理层挑起大梁。

中国这片土地出来的商人很有意思。有人高调得似乎拥有全世界,有人低调得不为人知。后者,往往是“红顶商人”,才能过人又深谙政治,隐居在二三线城市的县城或者小镇,却能掌控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国。  

张士平就是一个,一个颇具神秘感的传统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时间做进世界五百强和山东首富。他执掌的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铝业的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不同时期成为了各自行业内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都在香港上市。魏桥纺织生产的牛仔布充斥全球,你身上很大可能就穿着他的工厂生产的布料。另外,90% 的苹果手机壳体所用的铝板材料均来自于张士平的工厂。他的企业年产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人民币。 

 

生活里,张士平简朴到了极致,《财富》的描述里,“他不用电脑、不用微信、没有秘书,掉在饭桌上的菜也会随时捡起吃掉,宁可被磨掉一层皮也不肯穿上衬衣劳作;张士平纪律严明,曾勇于开除’官二代’员工,而该员工仅仅偷吃了公司三颗花生米。他也没有秘书,直至今天他依然独自出差。他说:只要我自己拎得动行李,我就不用别人。等我拎不动了,也就是该休息了。这位亿万富豪的零食只是——两根绿萝卜和一盘炒花生。”

张士平的原则性很强,他发誓此生不会跨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行业,绝不染指其可以轻易进入的期货交易,并且对金融和互联网态度冷淡。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原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却胆大、强势、“野蛮”,并熟谙官商之道。这使他成为中国地方企业家的一个样本。这个低调的亿万富豪,离我们又远又近。此文,希望可以解答一些他的神秘。

作者:张友红

来源:本文原登于《中国周刊》2012年7月刊

原文标题:《棉花、铝材与神秘的山东首富》

6月15日,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汽车和电动车挤满了镇中心约20米宽的马路。穿着蓝色制服,或者拎着黄色头盔的工人穿插在拥挤的车流中,鸣笛声和空气中的热浪上下起伏。路两边堆满了小摊,各种小吃冒着热腾腾的蒸汽,还伴着抑扬顿挫的吆喝声。

场景像极了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的大国企散工后的场景。只不过,这是2012年,一个小镇上的厂区。

这里是魏桥创业集团的一个普通厂区。也是张士平经营的工厂王国里一个最普通的角落。他的整个集团号称有十六万员工,下有四个生产基地(还有一个在建),十几个纺织工厂,近十个电厂(其中一个在建),八个铝厂。

这里有医院,“小病感冒的,几块钱就能看好,比政府的医院便宜很多。”也有幼儿园,“是县里规格最高的,按照省级标准建的。”这里的员工只要工作满五年,要结婚就可廉价买一套房子。

这个王国的家长张士平一直低调,直至2011年以300亿元的家族资产被胡润百富榜评为“山东首富”。

他自建电网的电价比国家电网便宜一半的新闻传开后,他的大名开始被外界广为传播。

扛棉包

笔者到魏桥镇的当天,镇上的人都在讲同一件事,“几天前,张钝河过世了。县里来了很多小轿车,篮球场都停满了。”

人们对这个89岁的老头儿如此关注,是因为他是张士平的父亲。在前几年,村镇的大街上,人们经常看到这个老头儿,“蹬个小三轮,戴着席帽子转悠。赶集就买个大南瓜。”

村头同辈份的人和他开玩笑,“你儿子能了(本事大了),你也直起来了。”“我不直,直起来倒了怎么办,哪天倒台了呢。该咋着咋着。”

在张士平的堂叔张钝水看来,“张士平能有今天,与家教也有关。”他对记者说,张钝河很简朴,从不喝酒,还给儿女们制订了家规,第一条就是,“我说什么都得听我的。”

刚开始工作那会,张士平每个月的工资也会先交给父亲,再由父亲从中拿出点给他当零花钱。

张士平完小毕业后,就进了位于镇上的县属第五油棉厂。工作是扛棉包,一袋一百斤的棉包,每天扛几十袋。后来张士平做到了厂长,工资涨到70块,老父亲依旧每个月按点收工资。这个传统直到张士平娶了媳妇才算终止。

在魏桥开饭店的一个老板比张士平小一个辈分。早年,他的父亲和张士平是同学和同事。他父亲至今还在念叨,“俩人都在油棉厂扛棉包,后来‘文化大革命’被赶回家,再让去,我死活不去了,觉得被赶出来不受待见。张士平啥话也没有,扛起被褥就回去了。”

回去继续扛棉包的张士平,很快被老厂长看好,提拔为厂里消防队的队长,而后车间主任,副厂长。1981年,张士平一路升到厂长。

当时的第五油棉厂还是县供销社下面的小厂,唯一的业务就是榨棉籽油。邹平县乃至滨州市盛产棉花,油棉厂很多。

上任厂长不久,魏桥村的人慢慢觉得,这个厂长张士平有点不一样。

张钝水当了四十年的魏桥村村委书记,村子位于镇上,紧挨着油棉厂。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有一年村里大旱,村委的柴油发动机坏了,抽不了水浇不了地,庄稼旱得不行。村里人找到位于镇上的油棉厂借机器。厂里没人敢外借。对于油棉厂而言,消防是最重要的事,厂里仅有一个消防车里安装了柴油发动机,一旦遇到火灾,机器不在家等于破坏国家财产。

双方堵在厂门口,纠缠了半天,谁都不让。张士平回来了。“借!拿去吧。”没五分钟,张钝水等五六个村民就开着消防车回村了。

张钝水至今感慨“张士平是敢,胆子也大。后来,人家厂里就没要这个机器,直接送给村里了。他们申请经费又买了一台。会办事啊!作为县里的油棉厂和俺们村挨着,总要搞好关系”。

上任厂长第一年,张士平做出了“从外省调种子扩大生产”的决定。这是油棉厂第一次有“外货”。之前,都是靠收当地的棉籽生产。也就在那一年,油棉厂完成了93万元的纳税“巨资” ,小棉厂成了全国供销系统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张士平第一次出名了。

王果刚,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纱线网主编,是为数极少的专访过张士平的人。张士平曾对王果刚说,“85年我们单位接待室的各种荣誉镜框都摞起来了。87年到88年,商业部要在全国棉花加工行业搞一个国家标准。没选魏桥,是因为魏桥指标完成得太好了,没法学,不具有普遍性。”

王果刚也经营着一家棉纺厂。他经常和张士平一起开会,“张士平办公室很简单,也不大。简洁,干净。对物质追求不是不高,是很低。他应该没有戴名贵的表,不然我应该会注意。穿衣服也很简单,没有名牌。”张士平的堂叔张钝水说,至今,张士平都爱吃玉米窝窝。

通过“外调种子”扩大规模,张士平打赢了第一仗。这一战略后来贯穿在他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步骤。也因此,有人怀疑,“张士平的魏桥,走的是一条朴素而野蛮的大生产路线。”这种争议在后来他的纺织基地扩张过程中,越发尖锐。

1985年,全国出现严重的卖棉难,张士平带着厂里的供销科长、棉检科长背着棉花到一家国棉厂推销棉花,这家企业连大门都没让他进。他开始想别的出路。

1986年,张士平成立了一个毛巾厂。因为和榨棉油没什么关系,当时还遭到不少人反对。但他没听。1989年,他又利用企业的600万元积累,共筹集1000多万元,建成了1.6万纱锭的纺纱厂。当时,纺纱领域几乎被地方各大国企占领,民营的很少。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棉纺业的形势一落千丈。先是棉花紧张,各家都买不到棉花。紧接着,国家下达了“限产压锭”的政策。老牌棉纺企业济南国棉一厂、二厂因此相继倒闭。

张世平认真研究起政策来。国家规定了压缩纱锭的范围: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设备属于解放前的进口设备,以及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老设备。而魏桥不同。一是当时属于集体企业,二是采用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新设备,均不在此范围内。

利用这个空子,张士平反而开始收购企业破产出卖的设备和厂房。在棉纺业一片萧条之际,魏桥的规模迅速扩大。

王果刚也曾问过张士平,国家政策要求限产,你却收购扩张,不怕出问题吗?张士平回答,“先收,总有用得着的时候。”王果刚判断,张士平对“政策”了解得一定很深,“在中国,政策永远变化很快,一个经济政策持续不了多久。不变的是市场。张士平不信政策,信市场。”

也因此,王果刚评价他,“是一个有逆向思维的人。非常聪明。”

纺织巨人吞下国企

一路收购,到了1998年。此时,张士平手里是一家规模28万锭的棉纺厂。棉纺行业,以纱锭个数来衡量企业规模,一般情况下10万个纱锭就属于规模比较大的。一百公里外的滨州一棉,是当时滨州市规模最大、曾经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

在滨州一棉老宿舍区,住着曾经的国企滨州一棉的老员工。正在下棋的老刘曾经是这家国企的车间主任,“魏桥棉纺当时就是一个镇上的供销社的企业,规模小得很,和我们比那是天上地下。但我们这么大个的国企,还是被它给吃了。”

老刘说的正是1998年轰动一时的魏棉兼并国企滨州一棉的案例。

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内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一棉销量每况愈下,大量囤货,工人歇业,银行欠款一个多亿。

老刘记得,张士平刚到一棉时,员工们在大门口打出了“滚吧乡巴佬”的条幅。张士平迅速开会,张口反问,“不让我们来,你们能把企业管成什么样?”

张士平的气场很大,说话很干脆。会场鸦雀无声。在老刘看来,魏桥来的人“很严厉,我们觉得很野蛮。缺乏一些人性”。面对员工们一次次的提意见,新来的领导层直接扔出一句话,“想干就干,不想干滚!”

今年四十多岁的王某,如今是魏棉纺织的一名女员工。1998年之前,她是滨州一棉的一名国企员工。魏桥来后,她最明显的感触是,新的管理规定非常严格。“早上八点上班,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厂报到,之前是八点到厂就行了。每天工作定量,干不完加班,没有加班费。我们叫‘义务劳动’,几乎每天都义务一个点。以前一个人看几台机子,现在一个人看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终于,兼并不足半年的时候,员工们罢工了。工人们站在厂门口,要求谈判。谈判的第一条就是,“严格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带工资。”

“直到现在,这个条件也没有实现”。王某和她的同事每天工作完后照例要“义务劳动”。不过,员工们的工资在罢工谈判后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比其他棉纺厂能高出个三百块左右。”

和国企比,张士平有自己的优势,销售渠道广。在一棉等国企面对满仓堆积无计可施的时候,魏桥通过香港把货销到了世界各地。一年后,由于滨州一棉共享了魏棉的销售渠道,其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增长了59.6%和44倍。

兼并滨州一棉后,魏桥纺织的规模达到33万锭。张士平的扩张还在继续。他开始在滨州、邹平等地建设生产基地。每个生产基地都有三四个工厂。每个工厂的规模都大过原来的滨州一棉。这种扩张速度一直持续到现在。

了解纺织业发展规律的王果刚感言:“魏桥的发展在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它看重的是世界市场。魏桥选择了一个好的定位,那就是上规模,成为全行业最大。”

但是,业内也把这个轨迹打上了“野蛮圈地”的烙印。

不在乎争议

那个年代,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分水岭。

80年代起家的一帮集体产权的企业,到90年代发展到一定规模,要么成功改制成如今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要么败于产权问题,创业者被赶出企业。譬如,健力宝的李经纬。

张士平的做法是,保留县供销社的股份,与此同时迅速和香港等地的外资合资,扩大规模,淡化政府股的比例。

张士平一边疯狂扩张,一边备受争议。

王果刚说,“作为行内人,我们会觉得,他扩张得太快了,主要是拥有了我们不能有的优势。譬如说他的土地,他的人力成本低,自己又建电厂,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很肯定,魏棉应该是全行业成本最低的。”

滨州市开发区的人对笔者证实,在魏桥兼并一棉后,初到滨州,市政府下发了优惠政策,“土地全免费,三年税收返还。”

大家议论的另一个问题还在于,“魏棉的扩张过程过于野蛮了。他的产品很单一,就是上规模。大家可能忙于新产品开发,魏桥不管这个。他的发展似乎是孤立出来的,闷着劲就是压缩成本,扩大规模。国内找不到模版。”

在王果刚的印象里,开会的时候,台下都是同行的人,也有人对魏桥“粗放野蛮”提出质疑,但是张士平从来不澄清什么。“会依旧开,开完就走了。”再大的议论甚至批评,都对他毫无影响。

多年后,王果刚曾专门就此问过张士平,张说:“一个企业,批评是批不倒的。只有市场不承认才会倒。”

“有人说我们电价便宜是不公平竞争?你为什么不上电厂?赚钱的事你不干,你想不到,你就是笨蛋!傻瓜!”

大家都在争议魏桥“粗放野蛮”时,张士平已经又开始筹备电厂、铝厂的事情。

如今,在魏桥的邹平生产基地,分布着魏桥6个电厂、6个氧化铝厂、2个电解铝厂。这个工业园2000年开始筹建,十年的时间里,建设出了一个铝电产业链。如今,魏桥的铝电已经成为国内盈利能力最强的民营铝电企业,比他的纺织更赚钱。

曾有报道说,魏桥如此扩张一定要倒。王果刚不以为然,“不会倒,他的综合优势太明显了。成本低,规模大,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魏桥要倒的话,这个行业就倒了。”

政商之道

争议,不光存在于纺织业内。他不按常理出牌,最终招致了一次社会大讨论。

讨论是围绕自建电网开始的。

魏桥创业集团有四个纺织生产基地,分别在魏桥、邹平、滨州、威海。目前,邹平临近的无棣县城里也正在建设一个工业园。据笔者实地了解,每个生产基地都有三到五个纺织工厂。

刚开始,为解决这些纺织工厂的用电问题,张士平决定自己建电厂。

国家政策允许,达到一定规模的用电量后,只要通过政府审批,企业可以自备电厂,且仅供给自己的企业生产用电。

1999年,魏桥耗资1.2亿元、年发电2亿千瓦时的自备热电厂建成投产;2000年,热电厂二期工程运行发电。此后,魏桥建立了大小近十座电厂。如今,光是邹平工业园就有六个电厂,魏桥工业园还有一个在建的大型电厂。此外,威海工业园、滨州工业园也都有魏桥自己的电厂。

生意越做越大,背后的张士平却越来越低调。在邹平县,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证实,“张总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仅有一次是中国纺织报的,还是04年的事情了。”

今年初夏,由于自备电厂发电并廉价向外输电的事情,张士平吸引了媒体眼球,这个小县城一下子迎来了全国众多知名财经媒体的记者。大家联系到最后就到了县委这边,都会收到这样一句话,“县委书记打电话,他也不会接受采访。”

张士平和他的魏桥创业集团备受政府青睐。早在吴官正在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边张瑞敏,西边张士平。”

上述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说,张士平的魏桥在邹平的生产基地每年纳税四十多亿,邹平一年的纳税总额是七八十个亿,这占到了全县纳税总额的一半以上。

每年县里都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上午安排企业等发言,下午是县领导总结。每次,“张士平都是第一个发言,第二个才是县开发区党委书记。那真是大气啊,说魏桥今年又纳税几十个亿??”

在张士平备受媒体关注的这段时间,县政府充当了危机公关的角色。电话至魏桥,对方会答复,“请联系县委宣传部。”而后,宣传部会非常乐意地站在魏桥的角度和媒体解释一番。

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说,“张士平在当地企业家中,是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所以,公司的企业危机就是县里的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时,魏桥大量货物囤积。媒体爆出“可能会倒闭”的言论。当年底,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军民在全省工业经济运行会议上亲自给魏桥澄清倒闭传言。

第二年的6月和10月,温家宝和胡锦涛先后到了魏桥创业集团视察。

做了四十年村支部书记,八十多岁的张钝水几乎记得每一个来魏桥视察的各级“大领导”。他声音稍微小了一点,“领导们一来,银行能好贷款,不就行了么,是吧?”

位于邹平的生产基地里,魏桥电厂的冷却塔和烟囱林立,刺向灰白色的天空。这里打车距离县城中心不足五分钟。铝厂电厂这类项目,是不容易上马的,但在邹平,张士平可以马不停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工厂。

据了解,只要是邹平或者山东籍的官员退休了,张士平都会主动找上门请他们做企业顾问。官员不分部门,不分高低。这被解读为熟谙“官商之道”。

这或许是当地企业家们的共性。

距离魏桥十几公里的西王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玉米油生产加工集团,也是邹平第二大企业,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每年缴纳税收4个多亿。《中国周刊》记者看到,在他们集团的展示厅上,用很大的篇幅展示着签约企业顾问的名单和照片。其中包括退休的原外交部长李肇星。

也许,融合各类社会资源,处好政商关系是中国成功商人的共性。至今,“东张”张瑞敏的海尔依旧保留着政府股份。“西张”张士平的魏桥也一直保留着县里供销社的股份。

工厂大管家

张士平现年六十五岁,五十年代生人。那是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他曾对王果刚说,“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是班干部,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企业文化里有我的个性,我喜欢争在前面,不愿意跟别人一样平平庸庸。”

他也常用自己强烈的价值观来教育自己的手下。“每天早上的会议我始终讲这些问题,你们怎么想我也不管了,我有责任向你们灌输做人的价值,怎么叫体现人的价值?你们都有钱,我钱最多,你们都属于社会上的富有阶层,但钱能顶什么东西?我认为真正能体现价值的最高层次就是干!你干得越多为社会造福越多!你就赚得越多!你干了,价值就实现了!”

张士平很肯定,“不一定能全面灌输进去,但是我认为我是对的。”

张士平自然喜欢劳模。每年的集团劳模奖励大会,他都亲自出席,讲话,颁奖。他自以为豪的也是,“我有一帮很敬业的干部,他们个个本事不大,要是对外,让他们讲话就坏了,但是管理内部的工作,那是玩命地干。”

在魏桥,员工们习惯叫张士平“老板”,而不是“董事长”。听起来,这更符合一个八九十年代小村镇上的味道。

集团干部规定7:20上班,张士平喜欢6:30就到,甚至更早。这使得其他中层上班时间也越来越早,最后,6:40就都上班了。

在王果刚看来,张士平的勤奋,也到了别人无法比的地步。“他说他会经常深更半夜去车间看。”

如今,魏桥纺织各大分厂的副总级高管,基本是当初一起创业的普通员工一步步升迁上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不见得高,但忠诚度绝对没问题。

张士平喜欢自己培养起来的老职工。往前推四五年,在魏桥纺织很难找到大学生,管理层里也几乎没有。这被前来参观的领导形容为魏桥的“一怪”。

王果刚说,张士平的控制力很强,他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在魏桥,员工满五年就可以以每平米一千多元(不到当地市场价的一半)买房子(只有使用权)。入托、看病等生活事宜都很方便,水电费只是象征性交一点。在这样的集团里,员工的归属感很强。

听过张士平讲话的人,都给笔者反馈一条同样的信息,“气场强大。”王果刚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控制力很强,话语上也一定要占到强势。”

“早年很多企业,后来做不大就倒了,那个时候,强势成就了他。这是一个时代特征。但魏桥却将其延续了下来。”

押注家族管理

一个不愿具名的人士向笔者提供了一份魏桥创业集团的高管任职表。表中可以看出,张士平的各路亲戚担当着魏桥高管的主力。

张士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张红霞,现为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成员,主管纺织。二女儿张艳红现任威海魏桥工业园老总,董事会成员。儿子张波,98年魏棉兼并滨州一棉后进入魏桥纺织,直接升为滨魏公司老总,随后担任滨魏工业园老总,现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主管魏桥创业的铝、电、化工。

该人士对笔者说,张士平用人,信任为上,能力其次,基本也不会考虑学历。

在这份表格里,张士平的外甥、侄子们都担任公司副总级别的职务。此外,外甥媳妇、姑表侄子、侄媳妇等数人也都担任公司副总和部门总监等级别的职务。

在魏桥村,笔者见到了张士平的一个外甥,因为身体原因,他是张士平的外甥、侄子中间仅有的一个不在魏桥担任副总职务的人。张钝水向笔者证实说,“他的兄弟们全是副总级的。”

面对这个庞大的家族职务表,笔者提出一个疑问,“这些成员的学历普遍不高,有的只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来魏桥之前,经历也很普通,如何管理好这个集团?”

接触过张士平的王果刚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企业的特殊性就是归属感强,家族成员更是利益捆绑体,更容易团结。”

上述邹平县的政府人员也对笔者说,“县里也担心过这个问题,核心人物离职退休后,企业能否保持原有的运转节奏?”他甚至很肯定地说,县领导一定找张士平聊过这个话题,“不能不聊”。

铝电企业上马后,张士平也开始面临新的人力问题,电厂聘了很多高级工程师,年薪都很高,但人才流失率比传统的纺织业高出很多。

他暂且实行的办法是,“铝电核心高管还得自己人做。”在去年底中国宏桥(魏桥的铝电上市公司)上市的宣读书中,有一句引人注目,“中国宏桥,只有在张波(张士平之子)董事长的带领下,才可能保持良好的发展事态。”

儿女们相继挑大梁,但是六十多岁的张士平还是闲不了。在父亲张钝河的葬礼致辞上,张士平说,“我不能多呆,电力上出了点事。”在这样的丧礼上,没有人继续问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村子隔着一条马路,有一个高220米的电厂冷却塔已经建完,一个新的电厂即将投产。张钝水说,这个新电厂很先进,“能赶上以前的四个电厂”。

而此时,正有专家等站出来说,“自建电网是违法的。”更有人说,国家电网正在整合魏桥的电网,以低价买进。

张士平又处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王果刚大胆预测,“他还会继续发展。张士平能在危机中看到机遇。”

机遇是什么,目前还没人能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从长计议,这次自建电厂风波带来的挑战,要远小于家族式管理引发的深层隐忧。

这隐忧,不仅是张士平,也是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之困。

赞 (2)
分享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