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发挥空间-蜗牛派

吴敬琏: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发挥空间

11月1日,吴敬琏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召开新书发布会,吴敬琏、张卓元、刘守英等嘉宾出席新书发布会。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以时间为序,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完整且全面地呈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图景。对改革历史的尊重、对改革现实的关切,以及对市场化和法治化等“整体改革”的论述贯穿全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待于加快深化改革以破解。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和研究者,吴敬琏在自序中写道:“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下为吴敬琏为本书写的序言全文:

从上世纪70 年代后期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40 年的路程。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书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波涛起伏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的述评。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那种将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优化的经济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看法,充其量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过度简略的描述。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启市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以及改革开放自身不时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的。其早期强烈的试探和摸索性质,使得市场首先在那些国家控制不那么严密的领域(如农业或城镇一般服务业)或者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如沿海经济特区)最先被引入。而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早期改革思路则深受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人们寄望于在保持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引入市场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和国家加强对企业管控之间摇摆。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长期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绕过障碍,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表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加强了中国向市场化、法制化纵深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命令经济弊病根源的彻底反思和广泛共识,一种脱胎于命令经济思维、强调国家对经济实现高强度控制的统制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暂时性困难或出现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在实践层面不时过度扩张,给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21 世纪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工业企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

然而正如古话所说,“福兮祸所倚”。改革停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推动大众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识,促使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接着,2013 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确定在经济领域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20 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财税、金融和外贸领域的整体改革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上的明显成效,以及加入WTO 后中国经济通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巨大市场和制度红利,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沿着以上的基本脉络,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理论知识准备两方面,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和早期路径选择上的历史局限性。第三章到第五章沿着时间和经济逻辑顺序,分别介绍了从早期“增量改革”模式,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对改革目标的探索,再到90 年代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方针的决策背景以及相关政策对非国有经济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聚焦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消除所有制壁垒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这些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包括加入WTO,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日益融合的国内外统一市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创造了条件。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低下仍然是一个困扰着决策者的重大问题,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和低效益,以及普遍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别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思路中的统制经济倾向、因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过度投资倾向,以及由此最终合力导致的宏观经济脆弱性等方面,揭示了中国经济中依然存在的体制缺陷和重大风险。

第十一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上述经济制度的缺陷和扭曲造成中国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及其社会后果。腐败行为的蔓延如果成为社会癌症,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耗散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所亟需的公众支持。

本书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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