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派盛夏入伏。换在以前，赵荣现在办公室吹着冷气，前来谈项目的企业，注册资本非200万以上的不见。现在的他7点半就从东莞东城出发，开车下镇为新的酒庄选址，一个上午要跑完厚街、道滘和麻涌三个镇。这时铺面还没营业，阳光已经明晃晃的，气温很快冲上30多摄氏度。
他从车上下来用卷尺量个铺面的尺寸，问一圈周边情况，就能感受到灼人的体感温度。
年近40岁的赵荣现，今年4月30日从东莞移动离职，投入创业。6月30日，中国移动推出鼓励员工保留岗位创业的计划，电信和联通都在此之前相继鼓励“内部创业”。
三大运营商作为巨无霸国企，和众多国有控股、地方控股的银行一样，一直是众多专业型青年人才前仆后继追求的“最佳雇主”。当下，却有不少像赵荣现一样打破“铁饭碗”的人，跳出体制，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潮流中。
离开
“曾想在单位干一辈子”
今年4月，重庆西沱人谭拯在微信上宣告，正式离开了广东省电信公司，创办故乡旅行项目。随后，他的朋友圈炸开了锅。“你是富二代吗?”“你辞职后有两倍工资吗?”“你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离开太可惜了。”30多岁的男儿，泪流满面地把大家的留言读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离开，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不大相信，自己已经辞职了，离开这个工作了快12年的地方。”
谭拯出生于重庆西沱农村，本科考上重庆邮电大学，又到了广州读研究生，2004年进入中山电信工作。他至今犹忆，当年母亲病危，自己一介清贫学生，在巨额医疗费前束手无措，后来中山电信伸来援手，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生长在农村中踏入社会无依无靠的我，一下感到傍上大款，再也不用怕了。”谭拯说，电信于他一直是家的感觉，而这个“铁饭碗”，也让自己成为十里八乡孩子们读书的“榜样”，亲戚朋友在别人面前提起他都很有荣誉感。
赵荣现对此也深有同感。他1977年11月出生于侨乡新会一个农村家庭。读中学的时候，需要骑车到距离家里16公里远的城里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新会邮电局那个在当时相当宏伟的大楼，他就想，以后就干邮电算了!于是，他大学报考北京邮电大学，2000年毕业选择了东莞移动，“我爸妈虽然都是农村人，家里压力大，移动在当时的待遇有不错的优势。我工作后的半年内，就已经可以支撑起家里，让父母免受农民的辛劳。”赵荣现和许多移动人的想法一样，“进了移动就打算呆一辈子的”。
今年4月，50多个从东莞移动离职的人搞了一场交流沙龙，几杯下肚，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百感交集，躲在酒庄的角落，流泪了10分钟……“本来要作为终身职业的公司，离开，确实是始料不及。”赵荣现4月30日正式离开工作了16年的移动公司，与一位移动的“大师兄”飞鸿一起创业做酒庄去了。
赋能
体制给了他们更高的平台
他们对于“单位”的感情至深，都是发至内心的。赵荣现把进入移动当成“人生的第一次创业”。2000年，移动通信飞速发展，整个东莞移动的员工，含一线销售，还不足250人。他进入当时最精锐的工程管理中心，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就几个人扛起了无线基站的工程建设管理。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拼，成绩斐然，很有成就感，很有家的感觉。”赵荣现说，“移动”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背靠这个巨人，他学习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一个职业能手，“移动带给我的是一个异常顺利的16年。”
一个目前销量处在世界前十的手机厂商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在合约机合作上，以前运营商是非常强势的。赵荣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从事的工程基站建设，参与企业的门槛是必须有2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一单生意就是几千万，运营商在遴选合作伙伴上，是很严格的。”“我时刻都警醒自己，别人敬重我，是敬重我手中的权力了;看起来我牛，那是因为单位牛。”赵荣现说，一个人有一天能够不依靠单位，而是依靠自己牛，才完成了这种“赋能”。
35岁的王亚楠对此也是体会很深，性格腼腆的他出身天津的普通家庭。2005年，他从中山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从一个贸易进出口代理公司，跳到东莞一家地方政府控股银行。前者把握了工厂进出口审批制的代理权，后者更是企业融资的大“金主”。王亚楠原本不是强势的性格，依托体制的平台，也参与了不少大的项目，掌握了现在所有的金融专业技能。谭拯也先后在电信的各个部门经历、成长，后端、前端、网络、业务、综合管控……后来又从中山电信调到省电信。优厚的待遇、迅速的成长，以及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职场上想要的，电信都给了我。”
“体制给了他们更高的平台，这些伴随国企成长到顶峰时期的‘黄金一代’，拥有的社会资源是很强大的，这是其他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所不能比拟的。”广州青年创业中心创新部的创业导师分析，体制给了个人很大的“赋能”，将体制的资源转化为个人的优势，前提是个人有意识地接受这种能量。
转折
年轻精英开始“用脚投票”
赵荣现十年之前，就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赋能”。“我遇到一个项目，还要去摸索里面的商业逻辑，学习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接触的这些高端人群，后来也成为我创业路上的良师益友。”
谭拯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报读了奇点大学，在那里被互联网、科技与未来的新知震撼到了，加以自己在运营商行业的积累，在虎嗅、钛媒体、百度百家等平台，频频发布自己对于移动互联的观察。
这个时候，运营商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冲击。运营商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市场力量的冲击。2013年之前，中国电信市场服务收入，还保持着9%以上的增速。画风在2014年急转直下。2015年，三大运营商电信市场服务收入总计11126亿元，同比2014年的11274亿元下降了1.3%。运营商的职工团队，也很快感受到了大势变化。几次降薪，指标压力依然不小，上升渠道缺乏，年轻精英开始“用脚投票”。赵荣现感觉到，大机构在新潮流冲击下，“守业”成为首要的目标，减少风险和试错，而他自己还是保留着创业的冲动。
王亚楠早在贸易代理进出口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体制内的优越，除了来自人才和平台的卓越以外，还有掌握的特殊权力。“2005年的时候，工厂进出口实行审批制，必须由国有进出口公司代理。后来实行注册制以后，工厂就不需要通过这一程序，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后来他几经辗转，又进入了一家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在小企业部负责信贷工作。2012年以后，国家银根收紧，受到不良率等因素的影响，银行的信贷部门并不容易。而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也开始对金融结构进行冲击，当时就有一波银行从业人的离职潮。生性内向的王亚楠，也敏锐地感觉到金融市场的变化，一些面向中小型项目投行业务很有前景，银行却不能涉足。
2014年后，“双创”大潮兴起，东莞涌出许多有潜力的新项目。然而按照银行现有的风控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它们的金融需求。“接下来金融领域将会有许多新的玩法，行业的空白有巨大的商机。”王亚楠动了念头，为什么不和银行业的资深人士们，一起把这块蛋糕吃下呢?于是2015年8月，王亚楠和其他四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原始森林投资公司，其中两个合伙人都是银行出来的，最高担任过支行行长。赵荣现和谭拯，也按捺不住创业的冲动跳出来，2016年4月分别创办了定制服务的酒庄978，和基于共享经济的本地人互助旅行方式——— 故乡旅行。
出走
没有“上岸”更像“下海”
行内把在单位有迷茫的人走出去跳槽或创业，称为“上岸”。赵荣现一跳出来，没有“上岸”了的感觉，反而感觉被扔进了一片新的汪洋大海，“还是以前说的‘下海’这个比喻最贴切。”
在这样一个被互联网等多种新元素打乱并重新洗牌的时代，国企感受到冲击，创业者更是被大浪淘沙。“很多行业都不好做，制造业投入成本高，商贸并非那么容易，就连现在很火的餐饮消费，短短时间内就能一代新人换旧人。”赵荣现对于体制以外的世界，一边拥抱，一边怀有不确定性，“社会更新迭代太快了，用了多年的经验可能一下子就行不通了，甚至今年的打法明年就O U T了。”
赵荣现想跟上这个时代，在衡量自己“输得起”的情况下，考虑去搏一搏。他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红酒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每年有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稳步发展，以前葡萄酒的传统卖法，就是先进货储藏，过个几年很容易坏掉，并非真的越陈越香。移动出来的前辈飞鸿已经在东莞红酒这块做过尝试和铺垫，最后他选择和飞鸿一起合伙经营酒庄，一起推动轻资产酒类连锁专卖店的酒业4.0模式：“我们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用当下最热的‘用户思维’，进行‘按需定制’的原产地直供，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加强用户体验。”
赵荣现的跨界很大，从通信到酒业。这样的跨界，在东莞移动离职的小圈子里并不鲜见。就在他们聚会的50人小圈子里，有做运动产业的，有做农庄的，做金融的。“如果是跳槽，移动出来去华为去B A T的也很多，那是把专业知识带出去;但是创业，尤其在本地创业，只需要把积累的人脉变现就可以了。”赵荣现所说的人脉，既包括在单位工作时积累的“注册资本200万以上的企业”资源，也包括一直守望相助的老同事们。
谭拯玩儿的也是跨界，创立了本地人互助的旅行方式。他记得自己一次打开飞行管理的A PP，看到飞行里程是惊人的，很多因工作去过的地方都很美，他就萌生这样一个想法：“共享经济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车、房已经共享，必然还将有更多领域进入共享。互联网正在把更多非标准品变成标准品。为何不能把故乡作为旅行产品，共享给那些不忘初心的人呢?”王亚楠走的则是“补空”的路径，他做的还是金融的“老本行”。只不过是和合伙人们一起，踏足银行的空白之地，以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对中小企业开展投资。去年至今已经拿出5000多万，对制造业、新媒体等几个项目进行天使投资。
“不管跨界，还是补空，体制内出来的人，只要抓住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垂直点，技术或是人脉，或是发掘体制鞭长莫及的空白市场，就更容易成功。”广州青年创业中心创新部的创业导师认为，创业就是一个资源再整合的过程，是否跨界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