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青年下海创业记-蜗牛派

国企青年下海创业记

  盛夏入伏。换在以前,赵荣现在办公室吹着冷气,前来谈项目的企业,注册资本非200万以上的不见。现在的他7点半就从东莞东城出发,开车下镇为新的酒庄选址,一个上午要跑完厚街、道滘和麻涌三个镇。这时铺面还没营业,阳光已经明晃晃的,气温很快冲上30多摄氏度。

  他从车上下来用卷尺量个铺面的尺寸,问一圈周边情况,就能感受到灼人的体感温度。

  年近40岁的赵荣现,今年4月30日从东莞移动离职,投入创业。6月30日,中国移动推出鼓励员工保留岗位创业的计划,电信和联通都在此之前相继鼓励“内部创业”。

  三大运营商作为巨无霸国企,和众多国有控股、地方控股的银行一样,一直是众多专业型青年人才前仆后继追求的“最佳雇主”。当下,却有不少像赵荣现一样打破“铁饭碗”的人,跳出体制,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潮流中。

  离开

  “曾想在单位干一辈子”

  今年4月,重庆西沱人谭拯在微信上宣告,正式离开了广东省电信公司,创办故乡旅行项目。随后,他的朋友圈炸开了锅。“你是富二代吗?”“你辞职后有两倍工资吗?”“你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离开太可惜了。”30多岁的男儿,泪流满面地把大家的留言读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离开,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不大相信,自己已经辞职了,离开这个工作了快12年的地方。”

  谭拯出生于重庆西沱农村,本科考上重庆邮电大学,又到了广州读研究生,2004年进入中山电信工作。他至今犹忆,当年母亲病危,自己一介清贫学生,在巨额医疗费前束手无措,后来中山电信伸来援手,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生长在农村中踏入社会无依无靠的我,一下感到傍上大款,再也不用怕了。”谭拯说,电信于他一直是家的感觉,而这个“铁饭碗”,也让自己成为十里八乡孩子们读书的“榜样”,亲戚朋友在别人面前提起他都很有荣誉感。

  赵荣现对此也深有同感。他1977年11月出生于侨乡新会一个农村家庭。读中学的时候,需要骑车到距离家里16公里远的城里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新会邮电局那个在当时相当宏伟的大楼,他就想,以后就干邮电算了!于是,他大学报考北京邮电大学,2000年毕业选择了东莞移动,“我爸妈虽然都是农村人,家里压力大,移动在当时的待遇有不错的优势。我工作后的半年内,就已经可以支撑起家里,让父母免受农民的辛劳。”赵荣现和许多移动人的想法一样,“进了移动就打算呆一辈子的”。

  今年4月,50多个从东莞移动离职的人搞了一场交流沙龙,几杯下肚,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百感交集,躲在酒庄的角落,流泪了10分钟……“本来要作为终身职业的公司,离开,确实是始料不及。”赵荣现4月30日正式离开工作了16年的移动公司,与一位移动的“大师兄”飞鸿一起创业做酒庄去了。

  赋能

  体制给了他们更高的平台

  他们对于“单位”的感情至深,都是发至内心的。赵荣现把进入移动当成“人生的第一次创业”。2000年,移动通信飞速发展,整个东莞移动的员工,含一线销售,还不足250人。他进入当时最精锐的工程管理中心,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就几个人扛起了无线基站的工程建设管理。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拼,成绩斐然,很有成就感,很有家的感觉。”赵荣现说,“移动”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背靠这个巨人,他学习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一个职业能手,“移动带给我的是一个异常顺利的16年。”

  一个目前销量处在世界前十的手机厂商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在合约机合作上,以前运营商是非常强势的。赵荣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从事的工程基站建设,参与企业的门槛是必须有2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一单生意就是几千万,运营商在遴选合作伙伴上,是很严格的。”“我时刻都警醒自己,别人敬重我,是敬重我手中的权力了;看起来我牛,那是因为单位牛。”赵荣现说,一个人有一天能够不依靠单位,而是依靠自己牛,才完成了这种“赋能”。

  35岁的王亚楠对此也是体会很深,性格腼腆的他出身天津的普通家庭。2005年,他从中山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从一个贸易进出口代理公司,跳到东莞一家地方政府控股银行。前者把握了工厂进出口审批制的代理权,后者更是企业融资的大“金主”。王亚楠原本不是强势的性格,依托体制的平台,也参与了不少大的项目,掌握了现在所有的金融专业技能。谭拯也先后在电信的各个部门经历、成长,后端、前端、网络、业务、综合管控……后来又从中山电信调到省电信。优厚的待遇、迅速的成长,以及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职场上想要的,电信都给了我。”

  “体制给了他们更高的平台,这些伴随国企成长到顶峰时期的‘黄金一代’,拥有的社会资源是很强大的,这是其他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所不能比拟的。”广州青年创业中心创新部的创业导师分析,体制给了个人很大的“赋能”,将体制的资源转化为个人的优势,前提是个人有意识地接受这种能量。

  转折

  年轻精英开始“用脚投票”

  赵荣现十年之前,就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赋能”。“我遇到一个项目,还要去摸索里面的商业逻辑,学习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接触的这些高端人群,后来也成为我创业路上的良师益友。”

  谭拯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外,报读了奇点大学,在那里被互联网、科技与未来的新知震撼到了,加以自己在运营商行业的积累,在虎嗅、钛媒体、百度百家等平台,频频发布自己对于移动互联的观察。

  这个时候,运营商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冲击。运营商也开始感受到,来自市场力量的冲击。2013年之前,中国电信市场服务收入,还保持着9%以上的增速。画风在2014年急转直下。2015年,三大运营商电信市场服务收入总计11126亿元,同比2014年的11274亿元下降了1.3%。运营商的职工团队,也很快感受到了大势变化。几次降薪,指标压力依然不小,上升渠道缺乏,年轻精英开始“用脚投票”。赵荣现感觉到,大机构在新潮流冲击下,“守业”成为首要的目标,减少风险和试错,而他自己还是保留着创业的冲动。

  王亚楠早在贸易代理进出口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体制内的优越,除了来自人才和平台的卓越以外,还有掌握的特殊权力。“2005年的时候,工厂进出口实行审批制,必须由国有进出口公司代理。后来实行注册制以后,工厂就不需要通过这一程序,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后来他几经辗转,又进入了一家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在小企业部负责信贷工作。2012年以后,国家银根收紧,受到不良率等因素的影响,银行的信贷部门并不容易。而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也开始对金融结构进行冲击,当时就有一波银行从业人的离职潮。生性内向的王亚楠,也敏锐地感觉到金融市场的变化,一些面向中小型项目投行业务很有前景,银行却不能涉足。

  2014年后,“双创”大潮兴起,东莞涌出许多有潜力的新项目。然而按照银行现有的风控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它们的金融需求。“接下来金融领域将会有许多新的玩法,行业的空白有巨大的商机。”王亚楠动了念头,为什么不和银行业的资深人士们,一起把这块蛋糕吃下呢?于是2015年8月,王亚楠和其他四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原始森林投资公司,其中两个合伙人都是银行出来的,最高担任过支行行长。赵荣现和谭拯,也按捺不住创业的冲动跳出来,2016年4月分别创办了定制服务的酒庄978,和基于共享经济的本地人互助旅行方式——— 故乡旅行。

  出走

  没有“上岸”更像“下海”

  行内把在单位有迷茫的人走出去跳槽或创业,称为“上岸”。赵荣现一跳出来,没有“上岸”了的感觉,反而感觉被扔进了一片新的汪洋大海,“还是以前说的‘下海’这个比喻最贴切。”

  在这样一个被互联网等多种新元素打乱并重新洗牌的时代,国企感受到冲击,创业者更是被大浪淘沙。“很多行业都不好做,制造业投入成本高,商贸并非那么容易,就连现在很火的餐饮消费,短短时间内就能一代新人换旧人。”赵荣现对于体制以外的世界,一边拥抱,一边怀有不确定性,“社会更新迭代太快了,用了多年的经验可能一下子就行不通了,甚至今年的打法明年就O U T了。”

  赵荣现想跟上这个时代,在衡量自己“输得起”的情况下,考虑去搏一搏。他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红酒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每年有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稳步发展,以前葡萄酒的传统卖法,就是先进货储藏,过个几年很容易坏掉,并非真的越陈越香。移动出来的前辈飞鸿已经在东莞红酒这块做过尝试和铺垫,最后他选择和飞鸿一起合伙经营酒庄,一起推动轻资产酒类连锁专卖店的酒业4.0模式:“我们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用当下最热的‘用户思维’,进行‘按需定制’的原产地直供,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加强用户体验。”

  赵荣现的跨界很大,从通信到酒业。这样的跨界,在东莞移动离职的小圈子里并不鲜见。就在他们聚会的50人小圈子里,有做运动产业的,有做农庄的,做金融的。“如果是跳槽,移动出来去华为去B A T的也很多,那是把专业知识带出去;但是创业,尤其在本地创业,只需要把积累的人脉变现就可以了。”赵荣现所说的人脉,既包括在单位工作时积累的“注册资本200万以上的企业”资源,也包括一直守望相助的老同事们。

  谭拯玩儿的也是跨界,创立了本地人互助的旅行方式。他记得自己一次打开飞行管理的A PP,看到飞行里程是惊人的,很多因工作去过的地方都很美,他就萌生这样一个想法:“共享经济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车、房已经共享,必然还将有更多领域进入共享。互联网正在把更多非标准品变成标准品。为何不能把故乡作为旅行产品,共享给那些不忘初心的人呢?”王亚楠走的则是“补空”的路径,他做的还是金融的“老本行”。只不过是和合伙人们一起,踏足银行的空白之地,以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对中小企业开展投资。去年至今已经拿出5000多万,对制造业、新媒体等几个项目进行天使投资。

  “不管跨界,还是补空,体制内出来的人,只要抓住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垂直点,技术或是人脉,或是发掘体制鞭长莫及的空白市场,就更容易成功。”广州青年创业中心创新部的创业导师认为,创业就是一个资源再整合的过程,是否跨界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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