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派12月19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讲坛，阐述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理论，并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孰轻孰重”的争论做了澄清。
林毅夫解释到：“很多人误解我的理论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其实这是媒体的传播误导。我的意思是新结构经济理论既讲政府也讲市场，它是先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在有市场解决不了的地方，就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协调。”
他表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这一动态过程中，必须有先行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这些企业会冒很大的风险，除了自身，其成功与否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仅靠企业自身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必须有一个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失灵的问题。
按照这一逻辑，一个良好运行的经济，必须要有两个制度保证实现：有效市场以保证充足竞争，有为政府来解决失灵问题。
林毅夫回顾了历史与现在，进一步解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因此当时补贴是雪中送炭，政府因势利导，以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但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到8000多美元，资本不再短缺。
“例如，我们三一重工、徐工集团都可以在世界上和其他知名品牌有力竞争，反应了我国现在资本密集型符合国内比较优势。这种状态下再补贴性质就变了”，他谈到，“从社会的角度，再补贴就会有干预、寻租、资源错配等效率损失。十八届三种全会谈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各种价格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因此，政府在双轨渐进改革中遗留下的这种行政性干预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消除掉”。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以市场还是政府为主导，需要参照当时节点下的要素禀赋。如果具备这一禀赋，则要以市场为主导，实现充分竞争；如果缺少这一禀赋，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并主导。
林毅夫在最后表示，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实践而变成发达国家。二战后，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等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西方理论看来是错误的。西方的理论建立在西方的实际社会发展经验上，这一经验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需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