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派“知识分子”走低调路线，办公地点也同样如此。
它是个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被满满的烟火气包裹着。门脸很窄，没有公司标识，即使对着导航找，也一不小心就会将它忽略。
院内的过道里放着实验盒子，那是“知识分子”旗下科学教育品牌“科学队长”今年九月新推出的“小学科学课”配套产品。
行政和外宣人员的办公室，是用车库改的。里面放一张大桌子，大家自带电脑，围坐一起。采访在众人的“围观”中进行，“科学队长”CEO、创始人纪中展显得老神在在。
这位资深媒体人很容易就进入了状态，一切像聊天一样自然。他说，过段时间“知识分子”会搬去新的办公室，更宽敞，也能满足公司的会客需求。“我们要高调起来了。”纪中展强调。
不能砸了“知识分子”的招牌
“知识分子”的微信公号头像上，列着三个名字——饶毅、鲁白、谢宇。
这三位学术圈大牛是“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而纪中展在更多时候则隐身幕后。四人是被投资人徐小平撮合在一起的。教授们负责输出专业内容，纪中展负责运营公司和产品。
“知识分子”诞生于2015年，徐小平先投了300万。他当时觉得，三位教授完全能做成罗振宇那样的事情——比如贩卖知识，指点迷津。
但科学家们并不愿成为“网红”，他们甚至抵触这个称呼。
也有投资者希望“知识分子”做成大号，靠流量赚钱。
“有人问我，‘知识分子’能不能做到500万粉丝。我想了想，说做不到。”拥有500万量级的粉丝，就有了诸多生财之道。但纪中展很清楚， “知识分子”已经错过了微信公号红利期，走的又是专业路线，要获取500万粉丝，太难。
“知识分子”最近的文章，讲生物钟如何调控生命的周期性运动，谈北大的新方法如何刷新DNA测序精度。对不起，它面向的就是行业内用户，无意做大众媒体。目前，“知识分子”微信公号粉丝量是65万左右。
2015年8月，主创团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核心使命——推动科学教育体制改革，改善科学技术成果评价机制，加速科学文化传播。“这句话你跟任何一个人讲，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想干嘛?”
科学家们有高度，纪中展就得把概念和口号拽下来，落地到具体实践中。他们决定做媒体和教育，并讨论出了“三不”原则，这些原则定下了“知识分子”的调性——不做罗辑思维、不做果壳、不做平台和渠道。
他们不做迎合青年群体的科学传播，因为难以找到商业模式;他们不接广告和软文，这样可以立于道德高地。“我们就是要持续供应优质的科学内容。”纪中展说。
科学家主讲的科学课，有口音孩子们都认
实际上，不接广告和软文，已经掐死了“知识分子”作为媒体的商业路径。盈利模式，要从“教育”上找寻。
教育要面向谁，怎么做?
纪中展观察到了一些现象：图书市场萎靡，但绘本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些绘本里，60%讲真善美，40%是做科普。
还有数据：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0%，而我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让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
有些东西，在悄然改变。纪中展要找准社会发展的步点，并稍稍提前一点布局——我们需要科学教育，但现阶段，谁最需要?或许更直接的问法是——面向谁，更有可能盈利。
答案是儿童。他们对世界有强烈的探求欲望，而父母也愿意呵护孩子的好奇心。
背靠“知识分子”的品牌效应和科学家资源，2016年9月，科学教育产品“科学队长”正式上线运营，推出以一线科学家为主讲人的音频产品，主要面向3-9岁的孩子讲科学，每节课10分钟左右，一年52期节目，定价99元。未来“科学队长”总计要推出100档5200余期节目，打造科学家主讲的语音版“十万个为什么”。
其实，让科学家亲自讲，也是“试错”之后的迭代方案。
一开始内部测试时，节目由科学家起草底稿，由专业播音员录制。“他们的声音太好了，科学家都觉得太美妙了，有意思的是，妈妈们不太认账。”纪中展说，妈妈们觉得，播音员念出来的“没有感情”。
而使用科学家原音，就极大降低了妈妈们选择和信任的成本。就算科学家普通话并不标准，声音也没有那么圆润饱满，但只要一说，我是某某学校某某学院教授，妈妈和孩子们就都认。“孩子觉得科学家无所不能。所以，我们音频节目的开头，就要科学家把自己的头衔讲出来。”
“科学队长”已经打磨出了一套音频节目操作流程——团队确定选题，寻找领域最好的专家;专家根据选题，确定52期节目的主题和知识点;团队编辑将其进行丰满，“翻译”成小朋友能够接受的形式，然后请专家审校;通过之后，团队成员再带着全套设备去专家处录制。
给孩子们上课的，有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厦门大学极地海洋科学家蔡明刚，中科院古生物学家徐星……
怎么请动这么多“大牛”?纪中展透露，秘诀是让专家做起来轻松和舒服。“每位老师录音时，我们都有专业主播去做指导。每个专家对应的服务团队为5-6人。”
“科学队长”的产品原则，是“对花钱的人好”。
孩子们想和科学家多建立联系，团队就帮忙制造这种机会;孩子们有各种脑洞大开的问题，团队就化身博物君一一解答。“要让用户爽。一般来说，知识付费产品都不予许退费，但我们随时接受退费。”纪中展说，现在“科学队长”音频节目付费用户超过6万人，平均课单价316元。
2017年9月，“科学队长”有了新动作 ，他们推出了更为完整的科学课。《科学队长·小学版》针对6-12岁的儿童，采取科学家大班直播授课+小班辅导的方式，一个学期110个学时，定价999元。
第一门课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生命博导刘颖。课程按照小学科学课课标设计，有北大博士团作为在线辅导老师。课程配套的还有实验盒子，孩子能在家自己动手探究。
小学科学课的第二期已经开班，一、二期报课人数约为3000人。“家长反响很好。”纪中展说。
科学教育，教育孩子也教育市场
其实，做科学教育，不仅是教育孩子，还要教育家长。
“科学队长”愿意根据用户反馈来进行产品调整，但“核心的东西不能妥协”。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传递知识，而是要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它让孩子知道，世界可以被探究，知识可以被质疑。
怎么跟家长解释这一点?科学课没有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也没法从孩子分数的增减中一窥上课的效果。要让科学课闯过创新扩散的初期阶段，在竞争激烈的校外培训市场中切下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就必须解决“有用论”问题。
“到底有什么用?无用之用是大用。”纪中展坦言，科学教育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它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让他学会热爱和坚持，帮助他“过好这一生”。
现在横亘在“科学队长”面前的问题，是科学教育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但有时，他们甚至需要去解释，科学家给孩子讲课为啥收钱。
“我们经常被骂，有人还说饶毅、鲁白、谢宇钻钱眼里了。”纪中展笑，没有遮掩和避讳，显然已经听得太多。
刘颖的同事也会问她，科研任务已经这么重，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上科学课。刘颖说，科普是科学家应尽的责任。于是有人也会问，那为什么要收钱?“不做商业公司的话，这个事情谁来做，怎么持续?”刘颖反问对方。
“在太过苛刻的道德标尺下，你什么都不能做。”纪中展说。
其实，“科学队长”也常谈“情怀”。它一直在向中西部地区做公益捐赠，捐出去的课程是总销售课程的十分之一左右。
“科学教育可能拉开不同地区的知识鸿沟。我们不能等公司做大了再捐赠。”纪中展总在担心“晚了”。他们在制造一种差异，又努力想填平这种差异。
“科学队长”的前行之路已经清晰。2017年，他们验证了小学科学课的模式，2018年，他们会将其作为重点产品。
而且，他们要高调起来了。
科学教育不能只有一家摇旗呐喊，得有更多人站出来，让更多用户去接受。“一家公司教育整个行业，这个旗子我们扛不起来。我们不想做唯一的一家，就做走在前面的一家。”纪中展说。
明年起，“科学队长”会推出“科学中国行”，让科学家去全国各地做路演。
科学告诉他们的，他们想带给每一个人。
(责任编辑：韩梦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