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看,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下行期间,银行业净息差水平会随着法定利率的下行而同步收窄。我国今年以来进行的贷款基础利率(LPR)改革也体现出政策的方向,原法定贷款基准利率被 LPR 替换后,LPR 走势除了反映市场供求,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准利率的影响。从政策初衷看,通过改革的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LPR 改革带动定价体系下行,会消除银行对于大型企业的超额利润,以市场化的方式倒逼银行加强自身风险定价能力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小微民企经济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从信贷投放和资产质量的角度看,区域性风险不容忽视。今年前 10 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幅为 10.5%,但区域性投放分化突出。在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环京地区,旧经济与旧产业叠加,经济新旧动能切换难度较大,地区资产质量压力也更为突出,信贷投放分布规避风险区域。未来,需要防止陷入区域性“经济——金融”的收缩循环,信贷投放更需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定向性的“再贷款”工具可能被投入使用。
从风险抵补能力看,机构分布上城商行、农商行压力更大。截至 3 季度末,大型银行、股份制、城商、农商不良率分别为 1.32%、1.63%、2.48%和 4%,今年以来城商行不良率出现跳升,大涨 69BP,且未来风险化解形势不容乐观。拨备覆盖率方面,以上四类机构 3 季度末覆盖率分别为 240%、199%、148%和 131%,城商、农商拨备率这两年以来的下滑态势也需要警惕。从区域性银行经营的特征看,部分地区的“旧经济”结构导致本地金融机构丧失“造血”功能,而信用风险事件频繁发生给银行风控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再叠加公司治理不完善、长期粗放经营、合规内控机制欠缺的固有问题,部分机构持续运营在高风险区间,个别机构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迫切需要外援性救助。
